是一拍屁股就走人的主儿呢？！”

我28岁回老家，没想到初次与姓赵的亲人见面，收获就如此丰富。返回寿康里2号时，李家的亲人们却炸了营。寿康里这座四合院，原先是我父母长期租用的。我母亲是河北省无极县大户人家李举人的四小姐，娘家的亲戚来北京时就住在这里。七七卢沟桥事变，父母带着我和弟弟逃难去南方，李家的亲戚们则避难进北京，我的大姨、二姨、二舅、五姨，和他们的孩子全都挤住此院，简直可以称为李家院了。一听说我到赵家的四合院去认了个“妈”，岂能忍受？几位亲姨舅轮番把我训斥一顿，好像我触犯了天条。尤其是五姨最动感情，她跟我的生母是挨肩姐妹，最亲，也是五四时期的新女性，而且东渡扶桑，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很有学问的人，她声泪俱下地说：“那个老文盲怎么配当你的妈？你爸爸是大学教授，你母亲是中学教师，小学校长，大学图书馆的馆员，那个老文盲只能是个弃妇！你大伯也是老糊涂了，父债子还——这是封建主义的流毒，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谁再讲这一套就是老封建！你要是再到东安门去认那个妈，就甭认我这个姨，还有你大姨、二姨、亲娘舅，全甭认啦！”

五姨态度坚决，势不两立。只是忘了大伯的名字和住址都是她提供的。

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大伯那边我只能偷着去看望。直到今天，老一辈的亲人全都过世了，对东安门河沿10号那座赵家的四合院，我也从来没有提出过继承权的问题。就让我堂兄留在北京和台北的子女去过问吧。既然我父亲当年“一拍屁股就走人”，我还掺什么乱呢。

遗憾的是父亲对我隐瞒得太多，以至于我18岁离家参军时未能彻底交待鄙人乃小老婆所生，老家还有位嫡母，甚至还有个堂兄跑到台湾去了——“文革”中查三代，就算我有一百张嘴也坦白交待不清了。这给我和我的老婆孩子带来许多灾难，抄家、批斗、五花大绑、“反革命”和“反革命家属”，一连串的“父债子还”，再加上林彪提倡的“子承父业”，“忠字舞”，“万寿无疆”，搞得太不像话了，这才使一部分同志认识到咱中国人反封建的任务还很长哩。

我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总共不超过10年。对于未成年的子女，父母是否可以有点个人的“隐私权”呢？想到这儿，我对他似乎也该有所谅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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