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邀稿，指定谈谈文学艺术与人生。好大的题目！只能在大帽子底下作小文章。好在“文学就是人学”，范围宽泛得很。我首先想到了虚与实——古今中外，为文和为人，大概都要周旋于这虚实之间吧。

从儿时说起，谁都有许多趣事。某年春节，妈妈给我穿上新棉袍，一再叮嘱别弄脏了。我去茅坑出恭，大黄狗总是跟着，我就把新棉袍脱下来给狗穿上了。谁知待我解手完毕，回到家里，大黄狗早已跑回门口蹲着，新棉袍却不知被何人扒去。妈妈气急败坏地要打我，还要打狗。爸爸赶紧拦住，哈哈大笑，说孩子没错儿，怕弄脏了新棉袍嘛。大黄狗也没责任，它哪儿穿过袍子呀！大年初一，就别打啦，高高兴兴过年吧。

小事一桩，却使我记到了今天——它必定给我脑子里增添了若干艺术细胞。瞧，家母处理问题太实，如果真的打我一顿，尤其是打了大黄狗，岂不冤枉！爸爸是国文教授，懂文学，深知“虚”的魅力，哈哈一笑便将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推向了艺术的境界，此后多年都是我们家庭和睦温馨的一则趣谈。

弟弟在家里受宠，每次与我发生争执，妈妈总是唱高调儿：“大的应该让着小的！”全无是非可言，这简直要危及我的性格了。爸爸的方法却不同，只要弟弟抓我、咬我，或是弄坏了我的东西，爸爸便拿出个笔记本来，郑重其事地记上一笔“账”，说是等弟弟长大了，懂事了，再叫他按照“账本”给我赔不是。每次记账，弟弟小眼睛瞪得溜圆，知道错了，而且有点儿害怕，我也感觉受到了公平待遇。

我和弟弟大业

有一次，我和弟弟带着大公鸡睡午觉，把鸡蒙在被子里，用枕头压严实，就背起书包上学去了。待到妈妈叠被时，可怜的大公鸡差点儿没憋死，还拉了一被窝稀屎。妈妈气昏了头，恨不得跑到学校去把我俩打一顿。还是爸爸超脱，非但不让打，还夸我俩富有想像力。

呀呀，父亲几十年前的话语居然言中了。虽然他未能亲眼见到，但弟弟这位高级工程师设计的许多建筑物的确不俗，别具一格。而我写小说，也是相信“文无定法”，不落窠臼。大公鸡怎么就不可以睡午觉呢！但愿天下做父母的人，千万不要从小就砍掉孩子们富于幻想的翅膀。

幻想就是“虚”。“文无定法”也是一种超脱。电视剧《西游记》的毛病，我看主要是拍得太实。《红楼梦》中“太虚幻境”和结尾“宝玉出家”也拍得不够虚幻，难怪萧乾老先生感叹地说它“红楼非梦”了。我还看过一部戏曲片《徐策跑城》，本来，在京剧舞台上，演员撩起袍子，甩着胡须，边跑边唱，是一段优美的歌舞，然而电影导演却让他到真实的八达岭长城上表演，跑得呼哧带喘，那艺术性也就荡然无存了。

小说的特点之一就是虚构。观看舞台剧我们都能接受其“假定性”，而影视作品又有个特点叫“逼真性”，怎样处理这虚实之间的关系呢？尤其是改编《西游记》、《封神榜》、《聊斋志异》这样的神怪小说，逼真，恐怕也只能是艺术的真实，而不可囿于生活的真实吧。

人皆有记性，同时也有忘性。这是上帝赋予人类的两大功能，缺一不可。培养良好的记忆力并不太难，而要淡忘那些无用的、无益的个人恩怨，却是很难很难的呀。

我这个人从小就“记吃不记打”。孙伏园伯伯是第一位用筷子夹浙江糟蛋喂我品尝美味的人，我便记他一辈子。家母打过我许多次，为什么挨打？也许当天就忘了。倒是父亲不让打孩子的情景历历在目。成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我几乎都要挨整，“文革”中擅长给人罗织罪名的家伙，抄家打人的恶棍，我早把他忘到爪哇国去了。何必记住那些一文不值的丑陋嘴脸呢。

淡忘就是“虚”。该虚的地方就要虚掉，不背包袱，做人才豪迈，作文才潇洒。谁要是把所有的事情统统记在脑子里，我看他不累死也得发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理解郑板桥老先生那幅墨宝：难得糊涂。

中国画与西洋画不同。国画多以山川花鸟虫鱼为主体，且留有多处空白，空灵优雅，讲究含蓄；西画常把人物乃至人体作为主题，喜欢用油彩将整块画布涂得满满的，不肯或不敢留有余地，讲究实惠，却限制了观者的想像力。

北师大的文怀沙教授讲空白，讲得好极了。他说，年轻的时候博闻强记，名篇华章，经典著作，可以背诵下来，学问却不见长。步入老年，记性差了，许多文章忘掉了，集中精力研究一两种，反而有了独到的见解。听罢这一席话，我对文老说，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数学奇才陈景润是深知“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