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自何日始，我时常凝望那绿色的窗口。

停笔遐想的时候；吸烟小憩的时候；追索记忆的时候；推窗通风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养成了习惯，总要举目眺望那绿色的窗口。

我像在沙漠里发现了绿洲。自己也觉得奇怪，这是为什么呢？

“瞧，多么清新爽目！”

我把妻子拉到阳台上，指着对面四层楼中间镶嵌着的绿窗。

“那是谁家？养这么多花儿！”

“不是花儿。我细看过一百次了，除了绿，什么别的颜色也没有。”

她也注视着：“还是有不同的颜色。”

“绿也有浓淡老嫩，深浅明暗，很多层次。你细看，有淡绿、油绿、墨绿、翠绿、碧绿、鹅黄绿、鹦鹉绿……”

她笑了：“你果然看得很仔细，能区分出这么多不同层次的绿色来。”

妻子是医生，她望着那绿色的窗口，沉吟半晌，武断地说：“那家的主人是个眼科大夫。”

“你认识？”

“不。因为看绿可以明目，眼科大夫就提倡看绿。”

这次短谈之后，妻子下班回家时，也常陪我站到阳台上看绿。除了那绿色的窗口，我俩还争着发现“新大陆”。瞧，公路边新植的杨柳、国槐；邻居四合院里的枣树、榆树、葡萄架；簇拥着北海白塔的青松、古柏；环绕着中南海的合欢和银杏。只要用心寻觅，北京城里也不乏绿洲。

妻子还进一步告诉我，看绿，特别是极目远眺那郁郁葱葱的绿洲，可以治疗我的近视眼，甚至还能预防视疲症，陶冶性情，延缓感情的老化。她有根有据地说：“绿色代表和平，代表信使和希望，生命之树常绿嘛！”

北京众多的平房四合院，全是灰色的。面前的这些宿舍楼，除了水泥的本色便是红砖清水墙，外形又都像一些火柴盒。朴素而不可爱，或者应该说是单调，呆板，实在难看。因此，我坐在这鸽子笼一般的单元楼房里，终日伏案笔耕，头晕脑涨，也很少走到阳台上去看风景。唉，北京城啊，风倒常有，景却不多。现在不同了，自从发现了许多绿洲，又懂得了看绿的好处，我的眼睛也就找到了目标和寄托；我的思绪也长上了绿色的翅膀。

我仍在时时猜测那绿色的窗口，它的主人究竟是谁呢？摆满窗台的大盆小盏到底栽种着什么植物？我细细地审视，又发挥着文学的想像力，才做出了初步的判断：那亭亭如盖的几盆，一定是伞竹；那披散着长发的美人头，大概是吊兰；那阔叶而闪光的品种，多半是万年青；那如烟似雾的细丝，只能是文竹……而它们的培育者，却铁了心似的昼夜藏在绿叶掩映的室内，从不露面。他真的会是一位眼科大夫吗？我宁愿相信他是一位画家，不，假若她是一位绣娘，天天凭窗刺绣绿色的锦缎，不更富有诗意么？或者她是一位绿衣绿车的邮递员，每天凌晨给诸盆绿宝浇过水，就匆匆去上班，给家家户户送信送报……

也许是受到了绿窗的启发，妻子下班时常常买一两盆仙人掌或仙人球回家，摆在我书桌前方的窗台上，使我这个苦行僧抬头见绿。日积月累，窗台摆满了，就扩展到阳台上去。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大概是霸王鞭、狼牙棒、青铜锤之类的吧，既不文雅，又不好看，而且浑身长满了刺儿。我索性把它们统称为刺儿头。妻子为何偏爱刺儿头呢？原来我这人很懒，写起文章来就忘了干家务，当然更记不得按时给水仙之类的娇嫩花卉换水喽；加之我家的阳台向北，一年四季见不着阳光，好比阴山背后，实在不配叫做阳台，而应该叫阴台，所以只好摆置这些耐风耐旱的，生命力极强的玩意儿。不过，这些刺儿头虽然长相不美，却也都是绿色的生物，目的既是看绿，也该一视同仁嘛。

对面的绿窗，却是向阳的。我真有点嫉妒了。

这天上午，秋风送爽，真是好运气，对面绿窗的主人走到阳台上来了！我赶紧跑到自家的阴台上，隔着几十米，向他行注目礼。原来他是个须发全白了的老人，花甲？古稀？也许更老一些。他扶着女儿墙，步履蹒跚地在阳台上走了一圈儿，看不清是喘气还是叹气，对屋里说了两句话，就捶着前胸咳嗽了好一阵子。此后，一连数日，都看见两三个青年男女，在那阳台上安装立柱、窗棂和玻璃，以五楼的阳台底座为天花板，以四楼阳台的女儿墙为支撑，将那不足四平方米的小小阳台，巧妙地改造成了一个三面窗的“北京式亭子间”（请多原谅，我实在叫不出它的名称）。

一定是因为冬之降至，才提前为那些可爱的绿色生物搭个暖阁子呀！我真佩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