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我在京郊平谷县插队劳动时，上级大力推广种植杂交高粱。这种红高粱、白高粱长势喜人，秸秆粗壮，植株矮化，抗风抗病，生长期短，而且产量高，与传统的高粱相比，具有许多优越性。可是，有些生产队长仍然偷着播种传统的大高粱，不要这种矮高粱，成了公社批判的保守典型。作为下放干部，无职无权，缺少农业知识，还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嘛，我当然不敢参与批判生产队长啦，但在内心里也觉得上级是对的，农民真是保守，不接受新鲜事物，难怪公社革委会主任在批判会上要念这条“最高指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而且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把生产队“私自保存”的大高粱种籽送到加工坊磨成面，叫这传统的大高粱“断子绝孙”！

后来我的看法渐渐发生变化。房东大娘唠唠叨叨地埋怨着：“连做把笤帚的物件儿都没啦！”原来大高粱的穗儿是长的，在田间我也见过，籽粒成熟以后，便把高粱穗儿“压弯了头”——这是我们文化人形容丰收景象的典型句子。这种大高粱穗儿脱粒之后，捆巴捆巴就是扫地的笤帚。现在的矮高粱，穗头粗短，直上直下地举着，像朝天椒那样儿，籽粒再多也绝不低头，颇有英雄气魄，却是不能做笤帚，充其量也只能捆成个刷锅的小炊巴儿。难怪房东大娘骂它不成材！又一次，是听见饲养员在大声骂牲口：“混帐东西！这高粱涩得张不开嘴，你他妈的不吃，叫人吃啊？”

我们这个公社共有60位插队劳动的下放干部，其中有位姓华的农艺师，在小组会上，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谢主任大概没吃过杂交高粱。”我们听得出，他指的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所以谁也没接话茬儿。私下里我个别请教，老华才说，有这么个规律：生长期长、产量低的农作物，往往都好吃，因为它的品质好，譬如东北大米，一年一季，光照充足。南方的两季稻、三季稻，生长期短，算总账，产量高，可是品质差，属于糙米，不好吃。糯米的产量低，所以好吃。杂交高粱也是如此，生长期短，产量又高，品质很差，又涩又苦，给社员顶口粮，还不挨骂？当官的只追求数量指标，“过黄河”、“跨长江”，忽视粮食质量，起码也是形而上学吧？我看杂交高粱只好拿去酿酒，酒糟喂猪。

这些“文革”中的往事，本该忘掉。然而，后来的若干新事儿，又常常使我联想到它。譬如市面上的肉鸡、填鸭，肥肥胖胖，装在塑料袋里，干净而好看，可是炖熟以后，鸡没鸡味儿，鸭没鸭味儿。其实，谁也不敢炖鸡鸭，哪儿还有从前的鸡汤鸭汤啊，一锅油汤！再想寻找鸡鸭美味，只能去买放养的湖鸭，农户家养的柴鸡。半年前我去一趟美国，那里的蔬菜真好看呀！只能夸它好看。土豆、柿子椒大得像个瓜，一棵芹菜3磅重，却是芹菜没有芹菜味儿，黄瓜没有黄瓜味儿，切碎之后您还尝不出它是什么菜、什么瓜。或者干脆叫它美国青菜，化肥土豆，激素黄瓜。

可惜，我们的文化市场也卖化肥土豆、激素黄瓜。文章越写越长，好比“注水猪肉”。“戏不够，侃来凑”，也是损招儿。电视剧动辄几十集、百余集，可与美国芹菜媲美。朋友说，为什么京剧、话剧的观众少？这原因、那原因，没角儿，不肯十年磨一戏，只图省事演小品，是不是个大原因？看来，质量第一，无论工业农业，文学艺术，中国美国，都得认真对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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