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织的“犁之梦”。

两千多人的试点工作一旦铺开了摊子，便成骑虎难下之势。且不说师生们雷厉风行地来到田间上课，食宿问题多么困难，只说这几百个研究课题开展起来，纷纷申请经费、钢材、工具、仪器，国家拨给的80万元哪里够用啊。当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处于畸形的“听话”状态——经历了1957年“反右”，1958年“拔白旗”，1959年“反右倾”，如今响应号召走出了课堂和试验室（大多是写了决心书，敲锣打鼓欢送出来的），那就是“不完成任务决不收兵”了。

试点办公室设在北郊农场的两间平房里，各种申请报表如雪片飞来。尤其是那些可爱的教授、专家（课题负责人），热情比天高，拿不到急需的资金、物料就“泡”着不走。办公室门庭若市，张清所长的眼球上布满了血丝，还说他“就喜欢这样干工作”。我这个秘书可就惨了，只好硬着头皮到农场的食堂去赊账打饭，让恩师们吃饱、吃好——此时正值“瓜菜代”的困难时期，我到田间听课，知道教授吃的是玉米面菜团子、南瓜汤，现在应该让他们吃上白面馒头、大米饭才对。至于赊账，钱还好说，张所长批个条就能报销，只是我欠食堂的粮票日渐增多。我们的口粮定量都是每月30市斤，其中粗粮票20斤，面票和米票10斤。听说有位教授在周总理家里吃了一顿饭，邓大姐还要收他半斤粮票呢。由此可见，我大胆赊欠食堂二百多斤粮票，相当危险，搞不好还得受处分。为什么不向恩师收粮票呢？说来惭愧，他们的面票米票都留在了家里（留给老人、幼儿和浮肿病人），自己既然下乡，就是来和学生一起吃菜团子的。全怪我这个旁听生“尊师重教”，主动端来馒头米饭，那年月，可是不吃白不吃啊。

这一年仍然处在大跃进的气氛之中，试点工作进度很快，难题越来越多，小小的农机研究所一件也解决不了，只能给上级打报告。单项报告之外，张所长还叫我每夜写一份情况简报，打印50份，必须第二天上午送到试点领导小组成员的办公室。我们没有小汽车，天不亮就开着拖拉机进城，去各部委送简报。哪位领导有批示或解决了某项难题，在下一期简报里必定写明，张所长说，“这样可以调动领导的积极性，瞧，这位部长给了钢材，那位部长就不给油料吗？”

钢材是计划经济时期最难搞到的“一类物资”，而农机则是“吃钢大户”。况且，我们需用的钢材型号复杂，“薄板”最多。一次，领导批给20吨钢材，没承想拿到手的竟然是首钢“超产”的钢锭，4吨重一个，不敢不要哇，它也顶指标嘛。换不到“薄板”，只好租用5辆汽车，把它运到贵州去“开坯”，再运到河北宣化去轧薄。浪费了多少汽油、加工费和时间？这在计划经济、“条条专政”的年月，也只能夸我们“政治挂帅，不计成本”地克服困难了。

张所长是个“年轻的老革命”，工作很有魄力，他经常在北郊农场召开试点领导小组现场会，几乎每月一次，大多安排在星期日。这一天，总有包括吉姆牌高级轿车在内的几十辆小汽车来到昌平县这个农场的场部，连公安局都为之加岗放哨。农场书记、场长也是试点办公室的副主任，自当竭尽“地主之谊”，从内部“调剂”出一些“淘汰鸡”、“毛蛋”、“小牛肉”（牛场因缺少饲料而屠宰的牛犊）、“奶豆腐”（因屠宰小牛而多余出来的“初乳”，特浓，不宜上市，却能制奶酪），还有榨油厂的一项“秘密发明”——从榨过油的豆饼里再次“高温提炼”出来的“超产油”……这些都属于“计划外”的精美食品，再加上不知用什么名目“调剂”出来的大米、白面，每次都为试点领导小组会议提供几桌丰盛的午餐，每位收费8角，免收粮票。此事有几点内情不妨在40年之后公之于世：一、由于我与姚依林同志是邻居，听他说，在人大会堂开会至深夜11时，便供应每人一碗肉丝面，收费8角，粮票3两。我告诉了农场赵场长，他才援例收费8角。二、赵场长说，“人大会堂不种粮食，应该收粮票；咱是农场，收粮票影响不好。”我便乘机请他批准“豁免”了欠农场食堂的二百多斤粮票。三、每次领导小组的现场会，分别视察我们的小麦割晒机，玉米剥皮机，奶牛场、养鸡场和养猪场自动化系统，张所长事先布置好，让专家教授当面向部长们提出所遇到的难题，有些当场就获得了解决，一如现场办公会。四、散会前，赵场长总能不失时机地派人把一些“不宜上市”的食品悄悄放进小汽车里，而且一律向家属或司机收费，不让领导干部为难。五、开领导小组会怎么还有家属呢？这都是张所长和赵场长的精心安排：首先是把会期定在星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