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垅播种联合作业机”不放。因地制宜，不违农时，是农机工作的天条。北京地区在6月中旬开始麦收，月底才完。又要赶在7月底雨季之前完成大面积的大白菜、大萝卜的整地和播种。北京市民不能缺少大白菜，农民更不能缺少大萝卜（腌咸菜，天天吃），为了抢农时，这种联合作业机深受欢迎，钢材紧缺，市里也如数拨给；价格贵，公社也买。因为它能一次完成起垅、开沟、播种、碾压等多道工序，比人工播种的质量还好。

参加技术服务队

苏联政府20世纪30年代曾经把一大批（30万台）拖拉机投放到集体农庄，结果是没用两年全部报废。因为没有培训出熟练的机手和修理工，没有形成合理的农机管理机制和维修网。相比之下，我们社员的文化技术水平，还不如人家的庄员。有鉴于此，北京市于1965年组成大规模的农机技术服务队，由王纯副市长任总队长，下设四个分队，以市属农机、机电、生产资料等部门的二百多名技术人员为骨干，以“滚雪球”的方式开展工作——下到区县，相关的技术人员参加进来，下到社队，负责“机、电、水”的管理人员也参加进来，总数达到两千余人，分片分期地进行农机普查和检修，同时举办电工、机手培训班，既上技术课，又带领机手共同检修他们自己使用的农机具，并建立农机档案。

我所在的分队，有骨干队员40多人，负责房山、丰台、昌平、延庆四个区县。大家背着简单的行李、专用工具、仪表和紧缺的零件，由一个村走到另一个村，“吃千家饭，住百家店”，从春到冬干了一年，收获很大。

与全国农村相比，北京郊区的条件还是比较好的，主要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队有电和通了简易公路，所以各种农机具的数量也比较多。然而，突出的问题是社队干部文化水平偏低，管理不善，社员群众更缺乏机电常识，加之国产农机具的质量不过关，在使用过程中损坏率甚高，还经常发生伤人事故。譬如，有一种铡草机，在房山县就发生50多起伤手事故，社员叫它“铡手机”！我们给上级打报告，责令生产厂家停产整顿。又如，服务队的技工在检修机具时说声“缺机油”，生产队长就回家宰了老母鸡，送来半碗鸡油。

农村机具普遍缺少维修、保养。昌平县的不少水泵坏了，弃置不用，或另买新的。我们把坏泵拆开看，有些是吸进砂石，打坏了叶片；有些被杂草、水蛇、死猫、烂耗子堵塞。而那些还在使用的水泵，进水口也不加护网，有的还把清水泵当污水泵使用。并非所有的机手都缺少这点常识，此中还隐藏着奥秘：社员出工有“甜活”与“苦活”之分，壮劳力干一天记10分（满分），妇女和半劳力记5分，雨雪天气不出工就不记工分。而机手属于“专摊专业”，全年记满分。年终结算，按工分计酬，且与口粮挂钩，“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儿！”因此，通常是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的子女当机手，而招工、当兵、上学、提干等“农转非”的机会也优先让给他们，女机手“一嫁工，二嫁干，高低不嫁庄稼汉”，所以机手队伍很不稳定，有点经验的老机手走了，新机手也并不安心，往往以此为跳板，一拨一拨地换人。就此问题我们给上级写过报告，要求对农村电工、机手采取考试上岗的办法，破除干部子女的特权，以促进机手的学习积极性和保持队伍的相对稳定。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官本位”习惯势力的制约下，王纯副市长大概也难下批文。

在技术服务队的后半年，我担任分队长，还学会了修理深井泵。昌平和延庆的山区，由国家贷款钻了一些百多米的深井，以解决人畜饮水问题。这些价值三万多元一眼的深井，更没人检修保养，有的使用不到一年就坏了。可惜我们也不会修理。请示总队，回答是全市只有几位师傅懂行，已经派往密云、平谷山区。我立即带上技工前去学徒，还赶制了专用工具。回来修理时仍然提心吊胆：我们用三天时间，手拉倒链，把两米五长的泵管一节节提出来，几十节之后才是那大冰糖葫芦似的九级泵。检修时，要凭眼力调直几十根两米五长的传动轴。“机器匠，拆了装，装不上，咋交账”？我们再用四天进行组装，保持传动轴与泵管、井管“三同心”，慢慢放回井里去。难就难在我们完全是手工操作，如有一节泵管没夹牢，或者滑链，这三吨重的深井泵掉进井里，深井就得报废！如有一根立轴没调直，或者组装时有个螺母掉进泵管，那就前功尽弃——得重新把它提出来……真是诚惶诚恐啊，为保持手感灵敏，谁也不敢戴手套，磨出血来也不戴。

当年的机电产品由国家统一分配，生产厂家并不关心销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