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保修包换”之类的售后服务。像深井泵这样的重要产品也没人管。我学会了这手活儿，在京郊小有名气，以致“文革”中被“专政”期间，还有人找到“牛棚”，请我去修深井泵，军代表也不敢拒绝“贫下中农的请求”，只好“放牛”归山。

认识了水的艰难

1969年我被下放到平谷农村劳动，不久，市里又要办农机试点，便把我抽调到大华山公社“帮助工作”。这次的农机试点共有四处：四季青公社代表菜区，大华山公社代表山区，通县小海子大队代表平原，顺义北军营大队代表丘陵区。这四个社队基本上概括了京郊农业机械化“因地制宜”的不同需求，比1960年农机试点的规模小得多，由农机局与试点社队合办，专职人员十几个，资金十几万，坚持办了十几年，出了许多好经验。我“蹲点”的李家峪大队历来缺水。集体建有蓄水池，家家挖了小水窖，以积存雨水。每到旱季，蓄水池和小水窖也干了，还得家家半夜赶着毛驴往返20公里下山驮回两桶水来。缺水，成了生产、生活最大的难题。在国家贷款和工厂支农队的帮助下，李家峪钻成了一眼百多米深的机井。当社员们吃到清甜井水的时候，真是欣喜若狂啊，由衷地欢呼共产党万岁！

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之后，“四人帮”的极“左”气焰受到打击，北京市数以万计的下放干部恢复了工作，我也回到市农机局——关系回城，人和行李还留在大华山——这是我主动要求的差事，继续搞山区农机试点。有人说我傻。但我忘不了那“西汉木犁”和李家峪人民缺水的情景啊。我在平谷县下放劳动和“蹲点”工作10年，结交了许多社队干部和农民朋友，无话不谈，受益良多。后来我从事文学写作，更相信这句话了：不了解农民，就不了解中国。

人生在世，要真正了解一件事情，并不容易。有了在李家峪跟社员半夜下山驮水的亲身体验，我至今不能容忍浪费水的现象，不论在哪儿，看见水龙头滴水，我就要去把它拧紧。尤其受不了招待所和宾馆卫生间的“常流水”，非叫服务员来修不可，否则我就动手修，上街买零件也得修好。我曾写文章问道：“咱们的卫星能上天，为什么就解决不了马桶漏水呢？”当然啦，工业和农田灌溉是浪费水的大户。我对北京市下决心加强用水管理，包括提高水费，都举双手拥护。

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金钥匙

计划经济的藩篱，阻碍着农业机械化的步伐。我多次参与制订北京市农机发展规划和年度生产、分配计划，深知办公室里的计划订得再详细，也跟不上千变万化的实际需要。举几个小例子：我们按照顺义县的拖拉机保有量，一年分配给他们200个轮胎用的气门针，结果拖拉机站根本买不到。哪儿去了呢？几番调查，才发现是生产队的马车把式抢先买走了。马车轮胎也用这种气门针，却没有一个“马车局”为他们制订计划。由于缺少气门针，拖拉机就“趴窝”停用；为了几毛钱一个的小零件，公社常派人到外地去买，花几十元乃至几百元差旅费，还未见得能买到。再就是请客送礼“走后门”，向机电供应单位“求援”。

“三夏”大忙季节，正在使用的手扶拖拉机轴承坏了，哪儿都买不到，生产队长派机手进城，说了气话：“买不着你就甭回来！”结果在这个夜晚，北京手扶拖拉机厂抓到了“小偷”（从停车场的新拖拉机上卸了一副轴承），保卫科刚要扭送他去公安局，又在那台新拖拉机的轴承座里发现40元钞票——正好是买一副轴承的价钱。农机局长听说之后，深感内疚，叫工厂立即放人！向这位机手道歉，轴承让他买走。并且在干部会上说：“这件事暴露了农机经营管理体制的‘老大难’问题——只生产整机，不保证供应维修用的零配件，这不成了卡农民脖子吗？”话说得很透彻，可是这个“老大难”问题依然解决不了。

北京市生产手扶拖拉机较早，郊区的保有量较多，维修上的问题也多。丰台区有个真实的笑话：生产队的一台手扶拖拉机经常出毛病，一坏，机手就赶着小毛驴把它拉到修配站去。次数多了，只要往小毛驴身后一套手扶拖拉机，不用人赶，它就会自动拉往修配站。这样的笑话，您听了大概也笑不出声来吧？

吃苦耐劳的中国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胼手胝足几千年”，直到毛泽东同志预计的1980年，也未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不是农机战线的干部职工不努力，更不是农民群众不想机械化，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美好前景啊。那么，发展缓慢的症结何在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制定的正确路线擦亮了我们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