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北京初雪，我一家三口都从鸽笼式的宿舍楼跑了出去，各干各的，老伴儿去交电话费，我买电脑打印机的色带，女儿有她的爱好，不知跑哪儿去了。但也有共同点，我们都愿意让雪花儿撒到身上，呼吸大雪滤过的清新空气。

回来我就到三楼去看望老作家端木蕻良。81岁高龄的老先生正坐在书房靠窗的桌前写稿，时不时地也可欣赏一下这漫天飞舞的鹅毛吧。

“瑞雪兆丰年！我刚出去跑了一圈儿，就想着回来报告您一件事儿：上个月我去秦岭，也是在漫天大雪之中看见了嘉陵江的源头。”

我与端木老的缘分很长，也很有趣儿。先说最早的缘分吧，发生在我出生以前——此话怎讲？1980年我调入北京作家协会的时候，端木蕻良是作协副主席，在一次纪念前任主席老舍先生的座谈会上，听了我的发言（回忆1953年老舍先生作为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副总团长，在战地还要寻找我这个当志愿军的“侄子”——他跟我父亲是拜把子兄弟，我父母双亡，他这当“二爹”的有责任关怀我的成长——见面后，我说停战啦，想回国当作家，反而挨他一顿批评：谁想当作家都好，那就拿出货色来！我五十多了还到前线来向志愿军学习，你年纪轻轻的怎么可以脱离这火热的斗争生活？）之后，端木老相告，“我是你父亲的学生。令尊在五四时期很活跃，写过不少文章。”那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事儿啦，端木在天津南开中学念书，我的父母（还没结婚）和老舍都在南开教书，那时候哪儿有我呢。

1986年与关山复（左）、端木蕻良（右）二位满族前辈摄于鸭绿江铁桥。

这个缘分延续到1949年。重庆刚解放，我们重庆南开中学的几百名高中生就参军了。一天晚饭后，军文工团的团长、队长和许多演员来跟学生兵联欢，互相拉歌子，出节目。我在校时是学生合唱团的“主力”，并不怯场，大大方方地唱了一首名歌《嘉陵江上》，获得热烈的掌声。孰料“一曲定终身”，第二天就被调到文工团当演员去了——原来这次联欢的目的就是文工团挑选演员。18岁的青年可塑性很强。我的这些男女同学，被卫生营选走的后来当了军医，被参训队选走的培养成参谋，今天还有没退休的中将参谋长呢。大概只有我最倒霉，选入文工团，就像个痴情女似的死死爱上了文艺这一行，每次运动都挨“整”，越“整”越坚强，连“反革命”都当过了，仍然“九死而不悔”。为稿费吗？不！莫非您没听说过“《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元）”？就算我通宵达旦“爬格子”又能爬出几个钱！

此事与端木蕻良有什么干系呢？有。那脍炙人口的《嘉陵江上》就是他写的歌词：

那一天

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

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

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

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

一样的流水

一样的月亮

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

江水每夜呜咽的流过

都仿佛流在我的心上

……

“您这歌词是哪年写的？”

“1938——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年。我们逃难到重庆，跟贺绿汀在一起，由他作曲。”

“住在嘉陵江边上吗？”

端木老点点头，“我们在复旦大学。住在重庆郊区，村名黄桷树。”

我把刚参军时在联欢会上唱《嘉陵江上》这首歌和“一曲定终身”的往事告诉他，说这也是一种缘分。却不忍心向他发牢骚。瞧，行走不便的老先生至今不是还在伏案笔耕“爬格子”么。是啊，既然爱上了文学，大概也就只能“清贫”到底了。这又使我想起老舍先生半个世纪以前写的《文牛》，他开门见山地说，谁要从事文学，就必须准备做出种种牺牲。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大学和文化名人都到过重庆，也就跟水流湍急的嘉陵江结了缘。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四川盆地这“四川”之一的嘉陵江上，航运也很艰难而繁重。那年头可没有解放后的好心情，“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不，连我这个小难民听到的川江号子都是揪心扯肝、用生命与急流险滩搏斗的嘶喊，也从来没有看到过美丽的白帆，只有灰色的破帆，纤夫的赤背赤脚和石柱上纤索磨出的深沟。那年头我们听到、看到的是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痛苦。我想，这就是端木蕻良当时的心声吧：江水每夜呜咽的流过/都仿佛流在我的心上！

嘉陵江的源头在秦岭，由北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