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校八十周年校庆的日子里，我们成千学子怀着感激的心情，从海内外四面八方赶回重庆沙坪坝可爱的校园，第一眼就看见迎面高高的彩牌上，写着校友周恩来的两句话：“我是爱南开的。”“感谢南开中学给予我的启蒙教育。”他的话，和我们的心声一样。

白天，举行校庆大典。我们这些老学生里不乏头发花白的教授、研究员、科学家、艺术家、将军、部长，全都返老还童，规规矩矩地排好队，给我们的老师唱歌，唱老师当年教给我们的歌，又毕恭毕敬地含着热泪给老师三鞠躬，感谢他们的教育之恩。晚上，住进当年的学生宿舍，睡在熟悉的双层床上，虽然按时熄灯，却是辗转反侧，思绪多端，浮想联翩。

老校长张伯苓是参加过甲午海战的水兵，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痛定思痛，他到处募捐，于1904年创办天津南开学校，1917年又创建南开大学，立志“教育救国”他对日本军国主义有深刻的认识，颇有远见地于七七卢沟桥事变前一年就在沙坪坝建立了重庆南开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起迁往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很多优秀教师也随校南迁。

1999年10月17日，毕业50年后重返母校，与同班同学在老校长张伯苓先生塑像前合影。

教师是学校的脊梁。上世纪20年代，我的父母都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他们说，当时一起在南开中学教书的就有舒庆春（老舍）、罗常培（解放后我国第一任语言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历史学家）等，可见师资水平很高。重庆南开中学同样拥有许多优秀教师，正是他们保证了教学质量和优良的校风。

教育家张伯苓提出的南开“公能校训”使我们终身受益。公是大公无私，能就是锻炼学生独立生活的能力和体能。先说体育吧，除了正式的体育课，南开还有个术语“三点半”——每天下午3点30分至5点30分，全体学生都必须到操场上去“强迫运动”。当然啦，操场很多，重庆南开中学两千在校生，拥有两个标准的大足球场（也是4个小足球场），十多个篮、排、垒球场和风雨操场。学生一律住校，清晨做早操，饭前列队进入食堂，吃饭不准说话。别的功课不及格，可以降级（不是留级）；体育不及格就得开除。体育主任郗文星掌握着我们的“生杀大权”，跑步、跳远、跳高、铅球……按年级分男女皆有指标，每学期都要考试，毫不容情，学生怕他，送个外号“西瓜宝”。我和弟弟在南开读书5年，后来都长成一米八十的大个子。我18岁参军，对紧张的部队生活很适应。35年之后返校，我们把郗老师这位寿星佬请上主席台，深深地向他三鞠躬。

南开的学生社团活动丰富多彩。各种球队、歌咏队、服务队、壁报社、科技组、剧团，数不胜数。只说话剧吧，老校长的兄弟张蓬春先生是位洋博士，早年大力介绍话剧（当时叫新剧），并在南开推动校园戏剧活动，这在我国话剧史上都应该写上一笔的。但是南开也有保守的一面，历来男女分班上课，不准男女同台演出。因而造就了三届“最佳女演员”：周恩来、万家宝（曹禺）、黄宗江。我曾面询宗江学兄：此事确否？他说：“你可以公开写出去，如有麻烦，我愿出庭作证！”直到1948年，我当“一二一剧团”团长的时候，为演出大型话剧《雷雨》，向校方要求男女同台，进行了一场“卓有成效的斗争”。当时，解放军节节胜利，重庆的学生运动高涨，民主风气占了上风，再加上老校长的孙女儿要演繁漪，校方终于做了让步，要我立下“军令状”，保证不发生男女谈情说爱之类的早恋问题，又派一位张老师当导演，才第一次不用男扮女妆了。这也是我的一份光荣呀。后来，“一二一剧团”演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位保尔与冬妮娅真的相爱了，而且结为伉俪。学校并没追究我的责任，因为那时我已经是个志愿军的战士，远在朝鲜打仗。这次重返母校，我告诉老师，“保尔”和“冬妮娅”在天津工作，说老师当年开恩，允许男女同台演出，真是“功德无量”。

电影《李双双》的导演鲁韧，著名作家端木蕻良，都曾告诉我，他们是我父亲的学生，南开中学的学生社团活动对他们后来走上文艺之路是有影响的。我自己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学生的可塑性很强，中学时代对我们身体、知识、爱好、品德和天赋的培育、开发，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头发花白之后，也不会忘记恩师，也能和孩子们一样给老师鞠躬，给老师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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