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是人的本能。

禁锢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超长稳定”的顽症病根——从思想活跃的“诸子百家”，对外开放的大唐盛世，跌入愚民锁国、专制腐败、科技落后、被动挨打、割地赔款、沦为半殖民地的悲惨处境。焚书坑儒，八股文章，科举制度，大兴文字狱……都是统治者用来对付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的“危险”就在于他们有思想，求进步——张春桥说得最透彻：“知识越多越反动”。

在推翻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不久，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发动了“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反封建的任务还很重。

从个人经历而言，“思想问题”简直就是我的魔星。不听“天地君亲师”的话——并非完全不听，而是听了之后还要自己动脑子想一想，有时想法出了格，这就成了“思想问题”，小帽子一扣：不听话！若按自己的想法发言，那就是：讲怪话！平时不给香饽饽吃，倒也罢了，政治运动一来，则凶多吉少。

1949年我18岁时与同学们一起卷进了参军热潮。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知识分子“思想复杂”，所以就必须改造思想，“脱胎换骨”。听话的文盲参军半年就能入党，我参军一年半，在朝鲜立了战功才让入团，还加了半年“候补期”，接茬考验。我入党时落了泪，因为考验的时间不算太长，只有33年。

1955年清查“胡风分子”时，部队以“保密检查”为名，查获了我的一本日记、一本生活手册（我当文工团员时，上级要求随时记录体验生活的素材）和几十封私人信件（包括情书）。专案组从中发现108首“反动诗”，在全师知识分子的“肃反队”分批公布，对我进行了多次批判斗争，还让我们参加地方枪毙反革命分子的公审大会“以儆效尤”。可惜我根本不知道胡风是谁？最后由军保卫部长在大会宣布：“赵大年的问题就是八个字：知识分子，异想天开。”定性为“思想问题”。这位大校找我谈话，“你的诗写得并不好！”我说，“那是我积累的生活素材，不供发表，谁让你们拿去公布呢？”他火了，“你这思想真成问题！”于是给我一次“团内严重警告”的处分，理由还是“思想问题”。有趣的是，这本朝鲜战地日记、生活手册和情书，至今还装在我的档案袋里，原汁原味地保存着（“文革”中被抄家也没丢损），待我退休以后有了工夫，把它要出来稍加整理，或许还能出版一部纪实性很强的畅销书呢。按保卫部长判断，我的诗既然“异想天开”，那么，用今天的眼光看，很可能诗意盎然。

在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国家、民族带来勃勃生机，在实事求是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中，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经济起飞，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我的错误被定为“思想问题”。

改革开放，首先要思想解放。同样的道理，不解放思想，就不敢反对“两个凡是”，就不能拨乱反正。不否定“文革”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抓经济建设，也就无须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教兴国”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了。

“思想啊思想，痛苦思想跟着你……为什么你不能像孩子，轻轻地抚眠？”当我被打入“牛棚”，劳动改造时，就背诵着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这些诗句，把积存多年的书籍资料当做废纸8分钱一斤卖掉，换瓶二锅头烈酒，以傻吃、傻睡、傻干活儿的办法，妄图遁入“没有思想也就没有痛苦”的境界，然而还是办不到啊。看来我是忘了，人乃万物之灵，与骡马牛驴的根本区别就是有思想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了我新生的机遇，真有获得解放的切身感受。恢复了写作的权利，那就放开笔来写吧！我的“思想问题”究竟是什么？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的真善美——不是“臭老九”自夸，这20年的作品“有案可查”。即使查出我的错儿来，也不会再打“右派”了。我要欢呼思想解放万岁——这个万岁，是说我们的思想还要继续解放，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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