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垂迁入内地而为“官”，

亦不得言“奔流”。故“咸秦”必系讹字，盖因原字蠢蚀破坏而后人以意补成之。余意“咸秦”当即“碎葉”之讹，碎字左半包含在“咸”字中，葉字下部也包含在“秦”字中。要这样，范传正碑文所转录的“伯禽手疏”，才有了它的根据。

以上根据李白的自述和口授，他确是出生在中央亚细亚伊塞克湖西北的碎叶城。但关于他的先人之所以移居到碎叶的经过，在三十五年前，陈寅恪发表过《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一文《（清华学报》十卷一期，1935年），认为是完全出于“依托”，也就是说李白扯了一个弥天大谎。是否这样，值得加以检核。

陈氏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看到在“安西大都护府”下有“碎叶城”，而在“焉耆都督府”下又有“碎叶城”，他把两者完全合而为一了。他也看到“条支都督府，领州九”，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因此他便十分含混地得出一个结论：

碎叶条支在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即西历**四年平焉耆，高宗显庆二年即西历六五七年平贺鲁，始可成为窜谪罪人之地。若太白先人于杨隋末世即窜谪如斯之远地，断非当日情势所能有之事实。其为依托，不待详辨。

这是显然把中亚碎叶误认为了焉耆碎叶。焉耆碎叶筑于高宗调露元年（679），不仅太宗贞观十八年（**4）平焉耆时还没有，即高宗显庆二年（657）平贺鲁时也还没有。陈氏对于条支的地望，也置而未论。前提非常含混，而结论却十分武断。陈氏认为“不待详辨”，其实是很值得加以“详辨”的。请把上述李白的自述和口授的三种文字排比在下边吧。

（1）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咸秦”即碎叶之讹。）

（2）中叶非罪，谪居条支。

（3）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

细阅前二种文字，并无因罪窜谪之意，所说的都是被某种社会环境所迫，自行流亡，出奔异地。第三种晚出，加上了一个“被”字，显然是出于误会。其实，古时凡由汉民族居地移住外域，便说为窜谪或降居。如《国语·周语》“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便是绝好的证据。《史记·五帝本纪》言“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所谓“降居”也就是谪居。中央亚细亚在隋末即使尚未内附（其实在汉代，康居、月氏等地早已和汉室相通了），商旅往来有“丝绸之路”畅通，李白的先人要移居碎叶，有何不可能？而且在唐代也并不曾把伊犁附近作为“窜谪罪人之地”，唐代的窜谪之地主要是岭南或者贵州、四川，把伊犁作为窜谪地是清朝的事。陈氏不加深考，以讹传讹，肯定为因罪窜谪，他的疏忽和武断，真是惊人。

但疏忽和武断的惊人处尚不仅这一点。陈寅恪认为当时西域和内地毫无关系，因而把西域和中国对立，他不相信李白先人西迁，“隐易姓名”，入蜀后改还原姓的说法，肯定“太白入中国后方改姓李”；于是进一步作出极其奇异的判断，说李白不是汉人，而是“西域胡人”。

夫以一元非汉姓之家，忽来从西域，自称其先世于隋末由中国谪居于西突厥旧疆之内，实为一必不可能之事。则其人之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

毫无确凿的证据，而却断定得非常坚决。这惊人的程度，可算又进了一大步。当然，在南北朝和隋唐时代，有不少的西域胡商或传教者来内地活动，内地也有不少商人流入西域。陈氏为了证成其说，他举出了三两个例子，表明“六朝隋唐时代蜀汉亦为西胡行贾区域”。但这和李白的先人或李白自己之必为“西域胡人”，有何逻辑上的必然性呢？

我们首先要问：如果李白是“西域胡人”，入蜀时年已五岁，何以这位“胡儿”能够那样迅速而深入地便掌握了汉族的文化？他自己曾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又说：“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这些难道都是在虚夸或扯谎？事实上李白对于中国的历史和儒、释、道三家的典籍都有广泛而深入的涉历。他的诗歌富于创造性，但和周代的风骚、汉魏的乐府也有极其亲近的血统上的渊源。

单就李白所遗留下来的几篇古赋来说吧。例如，在开元八年二十岁时所作的《大猎赋》，有些辞句在气魄上很足以令人佩服。试举数句如下：

擢倚天之剑，弯落月之弓；

昆仑叱兮可倒，宇宙噫兮增雄。

河汉为之却流，川岳为之生风；

羽旄扬兮九天绛，猎火燃兮千山红。

诗情韵调的清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