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爱诉述自己的贫困，但往往过分夸大，和实际情况核对起来有很大的悬隔。

例如他在乾元二年（759）初冬寓居同谷（今甘肃成县）时所做的有名的《同谷七歌》中，便有不少极其夸大的成分。第一歌里说：“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这把自己写得来就像周口店的“北京人”一样，年年岁岁都跟猴子一道，在山谷里过野人生活。其实乾元二年杜甫只有四十八岁，即使早衰，也还不至于就白发垂耳吧？那一年的初冬他只在同谷住了个把月光景便出发往成都去了，怎么好说“岁拾橡栗”呢？就在那一年，他自己在《发同谷县》一诗中说过：“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一年之中就旅行过四次：春末从洛阳回华州，秋天由华州往秦州，初冬由秦州往同谷，仲冬由同谷往成都，他何尝是周年四季都在“山谷里”挨饥受冻？把自己的贫困夸大得太不着边际了！

第七歌里面也有这样的话，“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这说得来好像三年之间他都在逃荒。由乾元二年冬倒数上去的“三年”，是唐肃宗乾元二年、乾元元年、至德二年。至德二年四月，杜甫由贼中逃出，赶赴凤翔行在，被任命为左拾遗。继因疏救房琯获罪，八月遣回鄜州省家。十月肃宗李亨回长安，杜甫扈从。乾元元年六月被谪贬为华州司功。冬末乘间赴洛阳。乾元二年便是上面说过的“一岁四行役”之年，杜甫的名诗《三吏》和《三别》即产生于这一年的春夏之交。行役的情况，深幸杜甫在诗中多所叙述。《潼关吏》：“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可见由洛阳至华州是乘马。《发秦州》：“中宵驱车去，饮马寒塘流”，可见由秦州到同谷是有车和马。《白沙渡》：“我马向北嘶，……揽辔复三叹”，可见由同谷到成都也是一样。只有由华州到秦州的一段不详，但由华州出发以后是带着妻子同行的，妻子坐车，杜甫骑马，可毫无疑问。多谢杜甫这些杰出的纪行诗，证明了他自己并不是穷年累月饿着肚子在荒山**里徒步窜走。

乾元二年（759）十二月到了成都之后，靠着朋友的帮助，不久便着手经营浣花溪畔的草堂。起初的面积并不大，只有一亩地光景。他在《寄题江外草堂》一诗中说得明白：“诛茅初一亩，广地方连延。”题下原注：“梓州作，寄成都故居。”杜甫在梓州住了一年半光景，宝应元年（762）的秋天去梓州，广德二年（7**）的春末回成都。去是因送严武赴京，回是因严武第三次入蜀。在他去梓州时，成都草堂已经经营了三年，规模大有可观了。看他以下的一些诗作吧：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

河阳县里虽无数，濯锦江边未满园。

——《萧实处觅桃栽》

桃树发育快，布局宽，一百棵桃树的栽种，估计要五亩地左右。草堂的园子可就够大了。当然，除种桃之外还早有其他的花木，因为他说的是园子“未满”。

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

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

——《从韦续处觅绵竹》

草堂堑西无树林，非子谁复见幽心？

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

——《凭何邕觅桤木栽》

除桃园之外，又曾布置竹林、桤木林。桤木林是“十亩”。竹林呢？有一百亩还多。《杜鹃》一诗里说过：“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这“一顷余”是实数，不是夸大，因为他有一次除竹，一下便斫去了一千根。

我有阴江竹，能令朱夏寒。……

爱惜已六载，兹晨去千竿。

——《营屋》

能够一次去掉一千根的竹林，要占地一顷多，是一点也不夸大的。正因为有这样的底子，所以当严武第三次入蜀，他《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武）五首》之四里面有这样的豪语：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草堂里有四棵小松树，是他所关心的。所谓“新松”就是这四棵小松树，他在希望它们赶快成长起来。草堂里的竹林占一百亩地以上，自然有一万竿竹子可供他斫伐。但是，松树要高到一千尺，是不可能的；竹而赐之以“恶”名也未免有欠公平。杜甫在这儿是有所讽喻，“新松”指有品格的士大夫，“恶竹”指多逾牛毛的外寇或者“盗贼”。

杜甫其实是爱竹林的。就在《寄题江外草堂》诗里已经说得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