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线与清军杀得不可开交，愈有优势的吴三桂见西线轰然溃散，不甚动容的他嘴角微然抽搐不已。

善于保损的吴三桂唾骂一声“刘周智宛若豚犬耳！”当即率部撤回杏山。

吴三桂也是无奈之举。若是自己贪恋如今优势不撤，继续与多铎纠缠下去，虽可扩大战果，可待济尔哈朗携士气正盛的得胜之事回援，清兵三路汇攻而来，标下必将大败。

松山路远，此番吴三桂亲率千余骑追讨清军而来本已略微疲软，本欲联合刘周智四千余数步骑给济尔哈朗来个关门打狗，一扫夹马山鲁莽擅进的阴霾气象，如何能料着刘周智无能到了肉包子打狗的送人头地步。

游击戴明心怀不甘，分明胜利在望，却也只得听令。

杏山之战，明军损兵三百有余。济尔哈朗大胜而归，确信明军无力追来的他沿途一路烧杀抢掠，放任部下奸淫后戮。

退逃城内的刘周智龟缩家宅，惊慌不知所措下骤然卧病在床，声称阵前后巡是因为疮疾复发，实在不得已为之。

身处宁远的刘肇基听闻杏山大败脸色骇然，在他看来，纵是不敌，也不该败得如此草率冤枉。官至从一品都督同知的刘肇基无疑成为了关外除却正一品左都督祖大寿之外的最高级将领，他当即暗令身在杏山的吴三桂和吕品奇将刘周智暂且收监，且待发落。

刘肇基并无尚方宝剑，无法从明面上处罪一方总兵。

刘周智则装疯卖傻，非上峰亲至不可从，据宅不出。

山海关内收到锦州急报的洪承畴一方面上报京师，一方面速令东协总兵官曹变蛟和援剿总兵官左光先集结部队，汇有步骑三万，三日后开拔前往宁远。

山海关到宁远的距离两百里有余，因有驮马辎重随军，洪承畴所率大军历尽几个昼夜才算陆续抵达。

路途间遭受到了屯兵绥中西北六股河的携合朵颜部众的清兵侵袭，于黄土台为身当前军的曹变蛟所退。

洪承畴入驻督师府，正坐高位倾耳细听刘肇基述陈关外诸多军务，杏山失利首当其冲。

颧骨高耸，面颊削瘦的洪承畴拍案而起，皱眉怒道：“前有杏山大捷避战之嫌，今有五里台之失，这刘周智其罪当诛！且待我请旨万岁，将其就地处决。”

堂下附和一片，他们大多和洪承畴一样，都是受过刘周智的钱财，自然不想按照正常手续将总兵官刘周智押赴京师，由君发落，届时若是走了什么马脚风声，恐会惹得那位多疑天子的心上冷眼。

他们心照不宣，那位多年勤勉政事却屡遭不顺的大明皇帝在长时间的内忧外患下变得刚愎自用，生性多疑，频换阁臣，翻脸无情。

崇祯是一个自诩个人表现胜过唐宗宋祖的雄略皇帝，他对自己的要求极高，故而对臣下的要求也高，但明末的官僚阶级早已病入膏肓，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

崇祯帝救国心切，但发放给大臣的任务指标又时常无法完成，造成了他用人不专，以至于刚愎自用，也为后来殉国前所言的“诸臣误朕”埋下伏笔。

虽说将官收财一事早已屡见不鲜，可这一直都是臣子们间讳莫如深的话题，他们自然不肯让天家知晓。

皇帝连年劳碌、勤俭节约，臣工贪污受贿不减。若是崇祯知晓，如何不暗自忌讳？

要知道崇祯帝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手段可堪厚黑老辣，从诛杀魏忠贤和袁崇焕的过程即可见一斑。

典型的稳住你时优遇有加，一旦翻脸后严酷无情，果于杀戮。

洪承畴身怀御赐尚方宝剑，虽有便宜行事、临机专断之权，却也不敢擅斩总兵。

崇祯年间，尚方宝剑泛滥朝野，多达十余把，可谓历代之最。

加之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之事复前戒后，故而崇祯帝采纳了杨嗣昌明确规定尚方宝剑适用范围的奏折：

“巡抚不用命，立解其兵柄，简一监司代之；总兵不用命，立夺其帅印，简一副将代之；监司、副将以下，悉以尚方剑从事”

由万历末年开始授权的“将帅以下先斩后奏”改为“总兵以上解除兵权，副总兵以下先斩后奏”。

洪承畴姑且下令让左都督曹变蛟亲自去杏山一趟将刘周智押解至宁远。

曹变蛟身怀勇力，长得魁梧凶悍，年少时即随伯父曹文诏在军中效力。多次镇压农民起义，深受崇祯器重，累官至左都督。

时人将曹文诏和曹变蛟称为大明朝的大小曹将军，令关陕叛军谈之色变，可见叔侄二人勇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