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民自诞生以来，就始终有三座大山压在他们的头上，那便是田赋、人头税、徭役和兵役。农民自出生之日起，就开始向国家交钱，这一交就是几千年。先秦的圣人孟子说过：“乐岁（好年景）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这句言简意赅的话语总结了中国农民2000多年的痛苦生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出来了。如今的农民，早已摆脱了三座大山的重压，昂首挺胸、腰杆绷直的站起来了，走在了社会主义幸福康庄的大道上。

上自先秦开始，我国农民一直是把逃荒当成一种常规的求生手段的，而且在不需要逃荒的地区的农民也有尽力周济逃荒者的习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定哪年也要逃荒。这种格局是在我国特有的条件下形成的。首先是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农业生产力低下，农田水利不修，靠天吃饭，抗灾能力极低。其次是农民的绝对贫困，收入低微，租赋沉重，家无半年储备，一遇灾荒，生存就受到威胁。其三是我国幅员辽阔，“东方不亮西方亮”，这边水旱频仍，也许距离千儿数百里的地方却风调雨顺，存在着移民就食的可能性。逃荒当然不是一种好事，但和不逃荒躺在家等着饿死相比又是一件大好事。其四便是兵匪肆虐的恶劣年代。官匪勾结，战火蔓延，外族入侵，广大的百姓不得不四处逃难。

流民事件在大晋朝迸发出了别样的光彩。自然灾害，每年都有，逃也逃不掉。王荆公有言：“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在三代那样的盛世都有灾害，更别说如今的大晋朝。然而晋朝的特殊之处在于：内乱不平请来外族入侵，请神容易送神难。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垂涎中原的肥水沃土已经很久了，早就想着占领这个广阔的土地种草养兽，使之成为他们的放马场和狩猎园。于是，游牧民族用武力驱赶了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使他们变成了居无定所的流民。由此，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流民运动开始了。

在骄阳的炙烤之下，一片片衣衫褴褛、面目灰尘的男女老幼，无精打采的耷拉着脑袋，精疲力竭的拖着沉重的脚步缓缓的前行着。这就是流民。时不时的有人倒在了路边，那都是流民队伍中的老弱病残，他们实在是熬不住了，有的晕倒在路边，有的老迈者直接趴到路边的沟中等死，而旁边的人根本视而不见，因为没人知道自己会什么时候倒下。饥饿是他们头顶上共同的梦魇，而吃顿饱饭则成为大多数人奢侈的梦想。他们就这样的撑着，撑到哪时算哪时。这样的一群人的破坏力是不可估量的，于是尚在繁华地带的江南都开始了对流民的剿杀。而在建业西城门上指挥这场剿杀的人就是几天前刚刚露面的安远校尉李存.

李存英俊的脸上带着轻蔑的微笑,玉脂般的皮肤上见不到半死红色,一把浅蓝色的骨扇上下翻飞的摇摆着,晃出了说不出道不尽的缠绵和风流。

李存操着深沉的中音喊道：“众兵士听令，战鼓响起，万箭齐发，射杀全部流民！”那声音，透出无上的威严和无边的杀气。然而，飘然而至的司马绍用一声断喝打碎了他的立功美梦。

司马绍喝道：“住手！安远校尉，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能动手，违令者斩！”

紧接着，一路小跑而来的于望老先生也气喘吁吁的登上了西城门的城楼，喊道：“都不要动手，我儿在哪里？”

看到老岳丈来了，司马绍赶紧上前行礼，说道：“岳父不用担心，看着情势，于涛应混在流民中间。如今只要想个办法安抚流民，才能救出于涛来。”

于望仍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喘的厉害，扶着城墙一顿猛咳，艰难的说：“世子，你们快想想办法，一定要救出我儿。可不能叫我白发人送黑发人。”

司马绍、木连暖、包不凡还有安远校尉李存都相互望了几眼，无奈的摇了摇头。这是个互相矛盾的大难题，既不能让流民进入建业城导致巨大的混乱，又不能剿杀流民以免伤及无辜。不能放又不能打，待到天黑之后，局势将立即失去控制，于涛和宋佳的风险便会成倍的增加。司马绍挠头了。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于望老先生祭出了他的杀手锏，求神仙保佑。于望整理了一下衣装，扑通跪在了城门之上，对着苍天连续叩拜，口中念念有词：“法力无边、道德无边、仁义无边的太上老君保佑我儿逢凶化吉，苦尽甘来。”

于望擦了擦脸上的汗珠，恭恭敬敬的又拜了一遍，口中仍是苦苦哀求着那神通广大的太上老君。过了一会儿，城门下仍是没有动静，于望却将口中的念词改了：“大慈大悲的如来佛祖、观世音菩萨；道法无边的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张天师，求求你们护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