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不过解放后，我爸爸一家迁居南通，我在南通出生的。”老太太一说起自己的身世，话就停不下来了。“我爷爷家是资本家，解放前，爷爷带着叔叔出去了。我爸爸是地下党，就留下了。解放后，政府知道他懂经营，派到南通管理一家公私合营的纺织厂。本来说等厂子上了轨道就回来，没想到，以后各种事情耽误，就再也没回来过。我十几岁初中刚毕业，就被派到苏北上山下乡，我爸关照我，在乡下，不许谈恋爱，更不能在乡下安家，好好读书，准备出来。七七年高考，我考上了复旦，又回上海了。好几个和我一起下乡的上海小姑娘，被苏北人怡哄，又想过得舒服点，就嫁给当地人了。我刚退休的时候，去那边玩，见了当初的小姊妹，当初多少漂亮的小姑娘，被岁月糟蹋的不成样子了。”

钟瑖对那段历史不是很了解，读高中的时候，学校有个教代数的老师，因为课教得好，退休后又被返聘，每次上课都西装革履。而且一个月课上下来，衣服都不重样。钟瑖听消息灵通的学生说过，这个老师出身大资本家，因为家里拖累，品学兼优的他，连大学都没资格考。修了几年地球，落实政策回了家，凭本事当上了中学老师。虽然没上过大学，靠着家学渊源和脑子聪明，是江阴少数的特级教师。他之所以当了一辈子教书匠，没混上一官半职，就是因为他上课之余，总喜欢说些那些年的事。而且语言颇为犀利。他课上的好，又不缺钱---家产后来还回来一部分。学校也不想得罪他，只是升官就别想了。

“那邓总也出生在上海了？”钟瑖对周教授的经历并不感兴趣，小时候，太多像周教授这样一说起那段历史，就滔滔不惧吐苦水的人了。经历都大差不差。他更感兴趣的是邓总的经历。

“是的呀，他爸爸是我在复旦的同学，他家和我家情况差不多，只不过我家是资本家后代，他是走zi派后代。我爸爸很喜欢他的，说他以后有大出息，可以当大官的。可后来也没什么出息，他恋家，不肯出去，一辈子没出过上海，就在上海这一亩三分地混，他要是魄力和格局大一点，肯出去闯闯，不会连个常委都没混上。搞得小邓做事的起点也那么低，做起事来，绑手绑脚，根本发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