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四月十三日，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举兵反明，建立后金政权。

女真攻克抚顺，震惊朝野。

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辽东经略杨镐四路进攻努尔哈赤，于萨尔浒之战大败，四万余人战死，开原、铁岭沦陷，京城燕京震动。

朱翊钧任用熊廷弼镇守辽东，屯兵筑城，方才稍微稳定了东北局势。

清丈田亩，又称“清丈田粮”，旨在纠治田制混乱之弊。

此乃继朱元璋之后的又一次全国性土地清丈。

朱元璋时期的那次大清丈，与“赋役黄册”相配套，编造了“鱼鳞图册”，为明代田赋征收奠定了基本框架。

然而，至明中叶以后，“鱼鳞图册”已面目全非，赋役征派日益不均，国家赋税收入日减，“私室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田亩清丈势在必行。

与明代其他重要经济改革相同，此次清丈亦首先自东南沿海地区发起。

万历六年（1578 年）十一月，朱翊钧下令在福建试点。

其核心问题在于改变有田者不纳税粮、无田者苦于赔纳的怪象，使田亩与税粮挂钩。

由于朱翊钧态度坚决，张居正指导有方，坚决排除阻力，试点工作进展顺利。

万历八年（1580 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粮工作完成后。

神宗与张居正顺时而动，乘胜追击，即刻下令全国清丈。

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八项规定，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

至万历十年（1582 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之期基本完成，总计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

部分地区还重新编造了“鱼鳞图册”。

此乃明代田制与赋制的又一次综合整治，成效显着。

然其不足之处在于，部分地区为“求亩多”，不实事求是，采用小弓丈量，导致新的“虚额”出现，加重了小民负担。

自张居正死后，朱翊钧开始通过向各地征收矿税银的方式，增加内库的内帑。

在此以前，内库主要收入为金花银，即依靠南直隶地区的田赋。

不过内库所有收支最终仍由户部负责，并对皇帝的使用进行严格的干预和管理。

矿税银除补贴内帑用于宫廷膳食以外，更多则用于国家开支，尤其是边镇用钱。

如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一月初四日，甘肃巡抚田乐上疏，因河西地区边疆用兵需数十万钱粮，请拨内帑，朱翊钧批复同意。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十二月十二日，户部因京师库银减少，边饷告急，请神宗拨内帑，朱翊钧虽然责怪户部未提前做好库银储备，并且不要因为有内帑而有恃无恐，但仍迅速拨发内府库银救急。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四月，户部更是因北部边疆兵饷告急，请拨内帑百万两，朱翊钧最顾及边情，所以同意照数拨用。

另外，含矿税银的内帑也用于国家救灾，如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三月初九日，因河南饥荒，拨内帑三万三千两用于赈灾。

然而，矿监税使的存在却引发了当地社会的动荡和冲突。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例，便是“高淮乱辽”和“杨荣乱滇”。

正因如此，矿税政策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

万历三十年（1602 年）二月，神宗患病，召见辅臣沈一贯等人，下令废除矿税。

东南百姓闻此消息，欢呼雀跃。

但不久之后，神宗便反悔了，收回成命。

此后，多名官员谏言废除矿税，神宗均未采纳。

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辽东战争爆发，明朝的库府已是空虚无银，难以应对。

当时大臣合议，安排辽东的防务需军费百万，但因资金难以筹措，朱翊钧只准许拨给十万，且要延迟发放。

明廷多方筹措军饷，以满足战争所需。

五个月后，明廷决议除贵州外全国每亩加征田赋三厘五毫，后又加征三厘五毫。

万历四十八年（1620 年）再次增加二厘。

连续三年先后三次增赋，合计九厘，共得银五百二十万两。

此项加派成为固定赋税，被称为“辽饷”。

学校乃是培养士子的基地，关系到人才的培养。

为了培育新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