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之力绝死反击，与唐军展开激战。唐军大败，战死六万多人，鲜于仲通只身逃脱。

合罗凤让人收殓双方战死将士尸体，筑成京观，派人向吐蕃请降。吐蕃凭空得来如此大礼，欢喜过望，任命合罗凤为东帝，称他为“赞普钟”。“钟”为蛮语，意为兄弟，“赞普钟”就是吐蕃国王的兄弟。

合罗凤在国界立下一块石碑，讲明了自己被迫叛唐的经过，并郑重声明：“南诏世代尊奉大唐，接受大唐封赏，后世如果重归大唐，请将此碑出示大唐使者，让他知道叛唐并非出我本意。”

此后，南诏一直与吐蕃联合进犯大唐，原本稳固的西南边防变的不再安稳。

捅了这么大的篓子，在杨国忠极力斡旋下，鲜于仲通丧师辱国的罪名被轻轻抹去，不但毫发未损，反因立下战功得到褒奖。

营州方向（辽宁朝阳、内蒙赤峰一带），挑衅生事，招来祸端。安禄山自打当了节度使，经常无故进犯契丹，把契丹边民的人头拿来充作军功，用以体现他的价值。

天宝十年（731年）八月，安禄山调动范阳、朔方、河东三镇六万大军，以奚族部落两千骑兵为先锋，兵分三路进讨契丹。

唐军抵达距营州一千余里的土护真水时（今内蒙古老哈河，赤峰、通辽一带），大雨倾盆而下。安禄山率军冒雨昼夜兼行三百余里，直插契丹王庭，契丹军民大惊失色。

因久雨不停，弓弦受潮无法使用。大将何思德劝说安禄山停军休整，不出三天契丹自降。

本来挺好的一条建议，安禄山却认为他扰乱军心，准备将他处死，何思德恳求阵前效命，得到安禄山同意。

悲催的是何思德长的与安禄山实在太像了，契丹人争抢着发起进攻，杀死了他。以为已经除掉了时常祸患他们的罪魁祸首，个个勇气倍增。

打头阵的奚族人调转阵形，与契丹合兵一处夹击唐军。疲惫不堪的唐军彻底失控，在瓢泼大雨下四散溃逃，纷纷倒在契丹人的刀锋之下，死伤无数。

激战中，一支流矢射中安禄山马鞍，他扔掉了彰显身份的头盔，丢弃了靴子，与麾下二十多名骑兵狼狈逃出重围。

回到师州（今辽宁朝阳境），立刻归罪于前来参战的突厥左贤王哥解与河东兵马使鱼承仙，将两人斩首示众。

平卢兵马使史思明逃入山谷躲了二十多天，与收拢到的七百多名散卒返回营州。平卢守将史定方率两千精锐前出迎救安禄山，契丹追兵这才撤军。

此时的安禄山身边将士损失殆尽，往日骄狂一扫而空，忧虑的不知所措。史思明出来拜见，安禄山大喜，站起身来紧紧抓住他的手：“我得到了你，还有什么可发愁的！”

史思明退下后，悄悄对旁人说：“假如我早点出来，恐怕已经与哥解一样被处斩了。”

安禄山吃了这么大的亏怎肯甘心，天宝十一年（752年）三月，他再次集结二十万军队，准备一雪前耻。

当初突厥酋长阿布思降唐，玄宗对他礼遇有加，赐名李献忠，将他的部落安置于朔方境内。天宝八年，他率部跟随哥舒翰西击吐蕃，夺取石堡城，因功升任朔方节度副使，册封奉信王。他鄙薄安禄山为人，不肯听命于安禄山，安禄山为此怀恨在心。

这次进讨契丹，安禄山公报私仇，奏请玄宗抽调李献忠及同罗部落共击契丹。李献忠担心遭到安禄山陷害，率部抢掠府库叛逃漠北。兵未成行，有人叛乱，远征无果而终。

综上所述，大唐边境线上除去朔方管辖的漠北还算平稳，其他各个方向都不消停。

与边境线上重兵集结、战火纷飞的境况相比，内地军队则是另一番景况。

大唐初期采用的府兵制，沿于宇文氏掌权的西魏，太宗时达到全盛。全国十个“道”，共设有634府。其中，关内（泛指陕西）设261府，占了总编制的三分之一以上。

这样的兵力配置，体现了居重驭轻的思想，有利于加强对各地的控制，这也是大唐初期国内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激发府兵荣誉感，太宗还将府兵“统军”一职改称“折冲都尉”，寓为制敌取胜、折冲御侮；“别将”一职改称“果毅”，寓为果敢坚毅。

到了玄宗这一代，府兵根基均田制遭到破坏，府兵名存实亡，在宰相张说的提议下，改为募兵与府兵并行。

天宝以后，府兵军制愈发没落，有老死及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