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眼的人贩子》

1995年冬天的贵阳城中村像块发霉的蜂窝煤，杨桃蹲在楼道口数蚂蚁，鼻尖冻得通红。隔壁小琴的妈妈正蹲在自来水龙头前搓洗尿布，肥皂水顺着青石板缝流成条黏糊糊的银带，在暮色里泛着冷光。那女人抬头时，高颧骨像两片锋利的刀片，三角眼弯成月牙，腕间银镯在水管反光里晃成枚小月亮：“桃桃要不要跟阿姨去百货大楼？给你买粉晶晶的织毛衣签子，比你妈纳鞋底的锥子好看十倍。”

小女孩攥紧衣角的手指松了松。三天前她看见小琴用塑料签子给布娃娃织围巾，木柄上雕着朵歪歪扭扭的月季花，在阳光里闪着光。此刻她盯着对方手腕的银镯——那是小琴爸爸从火车站捡的旧货，边缘磕掉个角，却在这女人腕上泛着温润的光，像真金似的。她想起自己的围巾破了洞，妈妈说等攒够毛线就给她织新的，可毛线团总在煤炉旁打盹，永远攒不够。

杨桃跟着那对母女走进火车站时，裤脚沾满煤渣。小琴妈妈的棉袄带着潮湿的霉味，却比母亲补了三层补丁的蓝布衫暖和。站台顶棚的铁皮被蒸汽熏得发黑，火车进站的轰鸣震得她耳朵发麻，白烟裹着煤灰扑在脸上，像妖怪喷出的雾气。她仰头望着铁皮顶棚，裂缝里漏下的灯光像星星掉进了黑汤，小琴的手突然从她掌心滑开，跟着妈妈拐进了站台深处。

“阿姨，签子呢？”她拽了拽对方衣角，指尖触到硬邦邦的布补丁。女人突然蹲下，三角眼在睫毛阴影里缩成两道细缝，往她手里塞了颗水果糖：“乖，先跟小琴去买，阿姨去给你拿更好看的。”糖纸是可疑的艳红色，在灯光下像滴血。杨桃还没来得及问在哪，就被塞进了硬座车厢，小琴妈妈的棉袄角掠过她鼻尖，带着股陌生的香水味，混着煤灰，成了她对“百货大楼”最后的想象。

这是杨桃最后一次看见城中村的路灯。等她在硬座上冻醒，小琴不见了，身边换成个穿蓝布衫的男人，裤兜露出半块硬馒头。车窗玻璃结着冰花，映出男人高颧骨的影子，比小琴妈妈的还要锋利。她哇地哭起来，男人摸出根竹棍塞过来，尖头沾着褐色的印子，像是被火燎过的伤疤：“再哭就把你扔到煤堆里，你妈早把你换了两斤猪肉。”

竹棍的凉意渗进掌心，杨桃想起母亲在煤油灯下纳鞋底的模样——针尖戳破手指时，血珠滴在补丁上，像朵开败的小红花。母亲总说：“桃桃乖，等春天来了，妈给你织条围巾，比小琴的还好看。”可春天没来，她的围巾永远缺了毛线，就像此刻攥在手里的竹棍，不是粉晶晶的塑料柄，而是粗糙的竹皮，刺得掌心发疼。她咬住嘴唇，糖纸在手心被捏得哗啦响，终于把哭声咽进肚子里。车窗外的夜色浓得化不开，偶尔闪过的灯火像落在煤水里的火星，转瞬即逝。

2022年的贵阳南明分局档案室像座旧图书馆，阳光从百叶窗缝漏进来，在积灰的文件上跳着细碎的光斑。杨桃盯着玻璃柜里的寻人启事，1995年的照片上，自己穿着红花棉袄，嘴角沾着没擦干净的饭粒，母亲说等攒够钱就去拍张全家福。可照片里只有她和姐姐，父母的位置空着，像被煤烟熏黑的洞。

“余华英，三角眼，颧骨能削土豆。”她对着值班民警重复，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她手腕上有个银镯子，刻着‘福’字，缺了个角。”年轻民警小张挠了挠头，钢笔在笔记本上划出歪斜的线：“大姐，这案子过了20年追诉期……”话没说完，老刑警李建国推门进来，保温杯里的茉莉花茶香混着档案的霉味扑面而来。老李的皮带扣在肚子上绷成弓弦，一看就是蹲过无数次火车站的老江湖。

“追诉期？”老李把保温杯往桌上一墩，翻出张泛黄的照片，闪光灯下，女人的三角眼瞪得像铜铃，颧骨投下的阴影比刀还利，“2004年她在云南用假名‘张云’被判8年，09年出狱。知道她为啥不敢用真名吗？因为她拐卖的第一个孩子，就是自己的亲儿子。”照片里的银镯子缺角格外明显，像道永远愈合不了的伤口。杨桃盯着照片，突然想起那个煤炉旁的冬夜，竹棍上的血印，还有再也没回来的父母——母亲32岁死于肺痨，父亲38岁酗酒肝硬化，临终前还攥着寻人启事，纸角被泪水泡得发皱。

河北邯郸的城中村在秋老虎里蒸桑拿，余华英蹲在麻将桌前摸牌，指甲缝里嵌着红色凤仙花汁。竹制麻将在玻璃转盘上磕出清脆的响，她三角眼微微一眯，听见巷口卖冰棍的大爷多收了穿便衣男人两毛钱。“三饼。”她把牌拍在桌上，腕间银镯撞在玻璃上，缺角处发出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