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28日，贵阳的天空蓝得像块洗干净的玻璃，连云都躲得远远的。杨妞花站在法院门口，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盯着墙上的电子钟。时针指向九点零五分，她突然想起30年前那个午后，俞华英蹲在她家门槛上，手里攥着根竹制毛衣签子，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像根甜津津的甘蔗。

“妞花，跟 aunt 去镇上买毛衣签子呀，你妈说要给你织新毛衣。”俞华英笑得像朵开败的喇叭花，眼角的皱纹里卡着没擦干净的锅底灰。5岁的杨妞花盯着她手里的签子，没注意到对方脚边的蛇皮袋在轻轻蠕动——后来她才知道，那里面装着半块没吃完的霉豆腐，还有根专门用来抽小孩的细竹条。

法警押着俞华英出来时，老太太头发全白了，比三年前在重庆麻将馆被抓时瘦了整整一圈。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还留着当年拐卖孩子时蹭的粉笔灰——1995年在贵州遵义，她冒充小学老师，用粉笔在地上画跳房子，骗走了三个孩子。此刻她耷拉着脑袋，盯着自己的脚尖，布鞋上绣着歪歪扭扭的蝴蝶，像是被踩扁的落叶。

“俞华英，你还有什么遗言？”法官的声音像块冰，砸在初春的空气里。老太太突然抬头，眼里闪过一丝狡辩的光：“政府，我当年卖孩子的钱，都用来买农药了，我们村的棉花遭了虫灾……”话没说完，杨妞花突然笑了，笑声里带着三十年的霜雪：“你当年用滚水浇我头顶时，怎么不想想我像遭了虫灾的棉花？”

记忆突然回到1995年的冬夜。俞华英把她塞进蛇皮袋前，先往她头上浇了瓢温水——说是“去去寒气”，结果走到半路嫌她哭闹，直接从路边茶馆的灶台舀了瓢滚水。杨妞花至今记得头顶火辣辣的疼，像有千万只蚂蚁在啃咬，哭喊声混着茶馆里的麻将声，成了她童年最刺耳的背景音。

法庭上，俞华英的辩护人还在念着“坦白从宽”，杨妞花却盯着对方西装上的商标走神。那商标绣着半朵莲花，让她想起2012年第一次在夜市摆地摊，卖的就是莲花图案的十字绣。那时她刚生完孩子，丈夫帮她支起摊位，夜市的灯光把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像两棵努力扎根的树——哪怕根须里还缠着当年被拐卖时的蛇皮袋碎渣。

2021年在抖音发寻亲视频那天，杨妞花对着手机屏幕练了二十遍台词。女儿在旁边举着补光灯，笑她像个准备艺考的学生：“妈，你比我班主任还紧张。”视频里，她颤抖着说出“贵州、毛衣签子、俞华英”这些关键词，没料到第三天就被老家的表姐刷到。当视频里出现家乡的石板路时，她突然看见评论区炸开了锅，有人说：“这不就是拐走我弟弟的老妖婆吗？”

“死刑！死刑！”旁听席上突然有人高喊，把杨妞花拉回现实。俞华英终于不再狡辩，瘫坐在椅子上，嘴里喃喃自语：“早知道当年该把杨妞花卖给更有钱的人家……”这话像根针，扎破了杨妞花心里最后一层茧。她想起被卖到河北聋哑家庭的第一晚，养母用手语比画“吃饭”，锅里的玉米碴子粥咕嘟咕嘟冒泡，却比俞华英的“毛衣签子”温暖百倍。

处决前的十分钟，俞华英被带进休息室。法警给她递了杯热水，她却盯着杯子上的牡丹花纹发呆：“1993年在云南，我卖了个男孩，买家给了我5000块，比这杯子上的牡丹还艳。”杨妞花突然想起自己被卖的价格——2500元，刚好是俞华英卖亲儿子的一半。那年她5岁，亲弟弟刚出生三个月，后来听表姐说，父母抱着弟弟满世界找她，弟弟得了场大病，没熬到三岁。

“砰”的一声，法警推开休息室的门。俞华英的腿突然软了，像根被晒久的丝瓜，全靠法警架着才能走路。经过杨妞花身边时，老太太突然抬头，眼里闪过一丝恐惧：“妞花，你头发里还有当年的疤吗？”这话让杨妞花摸了摸头顶，那里有块硬币大小的秃斑，三十年来，她总用刘海遮住，却在每次照镜子时想起滚水浇下的瞬间。

刑场上的风有点大，吹得俞华英的蓝布衫猎猎作响。她盯着远处的山，突然想起老家的祖坟，自己每年清明都要去上坟，却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成为别人坟前的祭品。当法警让她跪下时，她突然尖叫：“我坦白！我还拐卖过一个穿红鞋的女孩！”声音未落，枪声已经响起，惊飞了树梢的麻雀。

杨妞花看着地上的身影，突然觉得那具躯体比自己记忆中的小了很多，像片被晒干的菜叶。她摸出手机，翻到2021年回家乡的照片：表姐站在老房子前，身后的晒谷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