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以‘民为邦本’作为思想根基。\e^x?i·a?o`s,.-c-o!m?社会主义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儒家主张‘民为邦本’，二者在根本目标上一致。具体实践中，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制定政策时，同时参考生产数据和群众反馈，不得单方面以指标为依据。”

“第五条，吸收‘和而不同’理念，指导党内民主。允许不同意见存在，但需遵循‘四个服从’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第八条，将‘务实精神’纳入党员考核。评价标准包括：解决实际问题的数量，政策落地的成效，群众投诉的处理效率。反对空谈理论，反对形式主义。”

文件刚念完，就有代表提出疑问。来自衡域省的农业干部张长河站起来：“传统文化里有‘劳心者治人’的说法，这和‘无产阶级平等’是不是冲突？纲要里没说怎么处理这种矛盾。”

朱昭熙这时第一次开口，声音平稳，对于这些问题她也已经思考了很久，对于这些问题，也是早有准备：“处理原则在文件第六条已经有了明确的指导，那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劳心者治人’这些语句肯定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理念的，那就需要摒弃。

但‘格物致知’的务实方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属于精华，要吸收。判断标准只有一个：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团结，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我们需要秉承着扬弃的态度，来对待咱们中华传统文化。”

她的解释没有展开论述，直接点明判断依据。张长河点头坐下，没有再追问。

接下来的讨论集中在具体操作层面：如何在农村支部讲解“民为邦本”，避免普通百姓觉得咱们还处于封建皇权的旧时代，百姓才是国家的主人；工厂的“师徒制”如何融入“平等互助”理念，打破传统师徒制的等级分明，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问题。

第二天的议程聚焦党章修订。现行党章还是朱昭熙和蒋谦等人一拍脑袋制定的，毕竟当年朱昭熙等人也是在这个时代开天辟地第一次建党，所有事情都是从无到有的建设的，

共五章二十一条的党章，已无法适应现在的状况了。修订草案增加到八章四十五条，新增内容包括“党员权利保障”“基层组织选举办法”“纪律处分程序”。

“修订草案第三章第十一条：党员对党组织的决议有不同意见，可在执行的同时向上级党组织申诉，上级需在三十日内书面答复。不得因申诉扣减考核分数，不得对申诉人进行打击报复。”

“第六章第二十九条：支部委员会选举实行差额制，候选人比应选人数多百分之二十，得票过半数方可当选。禁止指定候选人，禁止代投选票。”

这些条款引发了激烈争论，有老党员担心，“差额选举”会导致拉票现象；有人质疑，“申诉制度”可能削弱组织权威。

对此，朱昭熙的态度可谓是非常强硬，在总结的时候强调：“纪律的核心是自觉，不是强制。如果制度本身不合理，再严的处罚也没用。

修订党章的目的，是让组织更有活力，而不是更僵化，怕削弱权威，怕认错，那是封建旧时代的官僚，勇于任事，敢于承认错误才是新时代的公仆。”

第三天讨论党纲和党纪。党纲部分明确了三个阶段性目标：短期完成工业化基础建设，中期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全覆盖，长期探索“社会主义与虞国国情结合的具体路径”。没有使用“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等抽象概念，而是聚焦可量化的指标。

党纪处分条例则细化到具体行为：“无故缺席组织生活三次以上，给予警告处分；利用党员身份谋取私利，没收非法所得并开除党籍；泄露党组织秘密，视情节轻重，给予留党察看或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每条处分都附带三个以上的实际案例，说明适用范围。

或许是在党组织当中，朱昭熙故意培养党员敢于提出问题，善于发现问题，乐于解决问题的习惯，来自司法系统的党员在讨论到这条的时候就立即提出，“谋取私利”的界定不够清晰。

朱昭熙不以为忤，反而是认真回应这位党员：“以是否偏离无产阶级利益为标准。比如，党员经商本身不违规，但通过垄断资源、压榨工人获利，就属于谋取私利。具体由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认定，不服可向上一级申诉。”

最后两天的议程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和通过各项决议。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候选人名单提前三天公示，包括个人简历和主要工作业绩。最终选出的五十九名中央委员中，有三十八人来自基层，占比超过六成。

闭幕式上，朱昭熙作总结讲话，全文仅一千二百字，没有任何客套话：“这次会议解决了三个问题：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