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国的染坊工人甚至主动向商会缴纳\"管理费\"，换取合法身份，暗地里却把会费变成\"罢工基金\"。

知识阶层的参与让这些组织有了灵魂。明国落第秀才周文彬，在茶馆读到《货殖通论》后，主动找到煤矿工人代表，教他们用算术核算\"合理工钱\"，起草\"谈判章程\"。

他修改的《罢工十条》里，第一条就是\"不毁坏机器，不伤害工头\"，专注于经济诉求。宁国医学院的学生们则为码头工人编写《工伤自救手册》，教他们如何保留证据，争取赔偿。

联邦各国的情报部门并非毫无察觉。越国警察局的报告提到\"染坊工人串联频繁\"，宁国商会抱怨\"码头停工成风\"，明国矿务局的卷宗里记录着\"矿工抱团要价\"。但这些信息都被贴上\"地方琐事\"的标签，未能引起高层重视。

六大强国的注意力仍集中在联邦权力博弈上。越国正忙着与越系十国争夺矿产定价权，宁国在谋划太平洋航线垄断，明国的皇帝则专注于科举改革。他们普遍认为，底层的零星不满掀不起大浪，只要稍加镇压就能平息。

这种误判源于根深蒂固的阶级偏见。宁国首相在奏章里写道：\"愚民易惑难驯，给点小恩小惠即可安抚。\"

越国议会辩论时，有议员直言：\"工人如同机器，上点润滑油就不会生锈，不必在意他们的想法。\"他们无法理解，当《货殖通论》里的\"剩余价值\"概念，与纺织女工被克扣的工钱、码头工人被拖欠的报酬、煤矿工人被无视的伤亡结合时，会产生怎样的力量。

朱昭熙对这些变化并非全知全能，但她推动理论输出时就有预判。在给虞国对外情报局的指示当中写道：\"思想的传播如同播种，不必强求丰收，只需让土壤知道，除了杂草，还能长出庄稼。\"当各国权贵还在嘲笑虞国的\"乌托邦\"时，他们脚下的土地已在悄然改变。

越国染坊的互助会开始记录\"作坊黑账\"，详细记载各作坊的克扣金额、虐待事件，这些账本被小心地藏在砖缝里；明国煤矿的工人代表学会了用\"成本核算\"反驳矿主的\"亏损说\"，他们拿着自己统计的产量报表，让矿主无言以对。

宁国的码头工人则建立了\"互助基金\"，谁家有人受伤，大家就从基金里凑钱，不再像以前那样只能等死。

这些微观层面的改变，尚未形成燎原之势，却已让\"组织起来\"的种子落地生根。在虞国的家书和理论书籍的双重滋养下，联邦各国的底层民众第一次意识到：他们不是孤立无援的个体，团结起来就能争取到应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