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也附和：“是啊，殿下。宗教之事，向来敏感。所谓‘治国之道，先教化而后刑罚’。若因税赋之事，使得僧道离心，于民心安定不利。”

朱高煦静静听着，待他们说完，才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

“诸位所虑，孤亦知晓。然则，前朝旧事，诸位难道都忘了吗？”

他语气一沉：“历朝历代，多少佛寺道观，以‘化外之地’自居，兼并土地，隐匿人口，逃避赋役，富可敌国！多少所谓‘高僧’，名为清修，实则脑满肠肥，甚至暗中勾结地方豪强，欺压良善！更有甚者，如那白莲教一般，借宗教之名，行不轨之事！”

“孤要的，是遵纪守法、劝人向善、真正服务于帝国和民众的宗教！而不是一个个藏污纳纳垢、侵蚀国本的特权集团！”

“至于体面？”朱高煦冷笑一声，“让宗教也为帝国尽公民之义务，依法纳税，这才是最大的体面！是让他们堂堂正正立足于阳光之下的体面！若有谁因此心生不满，那只能说明，他们想要的，并非清净修行，而是昔日的特权与腐败！”

一番话，掷地有声，让那些心存疑虑的官员哑口无言。朱高煦目光扫过众人：“《大秦宗教事务管理法》草案，着内阁法吏协助林首辅，进一步细化条款，务必周全。”

朱高煦的强硬态度，让内阁中的反对声音渐渐平息。最终，内阁根据朱高煦的思路完善了草案，决定将其提交帝国议事会进行最终表决。

最高议事会，将对这部关乎帝国未来的大法进行最后的审视。

消息传出，整个新京乃至周边的殖民地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议事会内，更是暗流涌动。

儒生出身的议员们，对“宗教财产纳税”一条普遍持保留态度。他们虽然不像内阁老臣那般激烈反对，但也认为此举“于礼不合”，“有伤风化”，担心过度压制宗教，会导致“民无所信”。

“自古圣贤皆重教化，佛道虽异于吾儒，亦有其劝善之功。朝廷宜多加引导，而非仅以税法绳之。”一位颇有声望的儒生议员在议事厅内慷慨陈词。

然而，以盐商、船主、新兴农场主为代表的工商阶层议员，对此却是大力支持。

一名大船主站起身，嗓门洪亮：“各位，咱们商人做买卖，尚且要缴纳市舶税、商税，凭什么那些和尚道士占着大片土地，开着香火鼎盛的道场，就能分文不出？这不公平！”

“正是！”一名农民也附和，“在大明的那些僧侣，如果他们真的清心寡欲，那么还会有这么多肥头大耳的和尚吗？我之前在大明也是贫困，在青黄不接的年份也借过几次寺院的高利贷，就凭如此为什么寺院还有免税之特权？”

双方唇枪舌剑，辩论异常激烈。

朱高煦并未直接干预议事会的讨论，他相信，真理越辩越明。他要的，是通过充分的博弈，让这部法律真正获得广泛的认同。

最终，在经过长达数日的激烈辩论和数轮投票后，《大秦宗教事务管理法》草案，凭借着工商阶层代表的压倒性支持，以及部分摇摆议员的最终倒戈，以多数赞成票获得通过！

当议事会议长宣布结果的那一刻，旁听席上的朱高煦，脸上露出了计划通的笑容。

这部不仅为帝国未来的宗教管理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石，消除了潜在的教派冲突和社会动荡隐患，更重要的是，它再次强化了《大秦宪法》的至高权威，向所有人昭示了大秦帝国“以法为基，宪法至上”的治国理念。

宗教财产纳税，看似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实则撬动了千百年来的特权壁垒。

场所限定、政教分离，这些源自朱高煦“前世记忆”的现代宗教管理核心原则，如今堂堂正正地写进了大秦的法典。

儒臣们对“礼法”的保守态度，在现实利益和国家大局面前，不得不做出妥协。而对白莲教的严厉禁令，将一切可能动摇帝国统治的非法宗教势力，彻底钉死在法律的耻辱柱上。

法律的条文很快便会颁行天下。

第六部分“罚则与执行”中，条款清晰而严厉：

“违规处置：凡未经许可擅自进行非法传教、组织非法宗教活动者，视其情节轻重，处以一年以上十年以下监禁，并且无偿劳役；若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煽动民众对抗官府或引发骚乱者，最高可处二十年监禁，并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凡宗教组织或神职人员，胆敢干预帝国政治、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者，一经查实，将依据《大秦宪法》及相关叛国罪条款，剥夺其一切公民权利，包括选举权，并将其宗教财产全部没收充公，主要负责人处以极刑！”

执法主体也十分明确：“帝国各级民政部，负责监管日常宗教事务，受理宗教团体登记、备案，查处违规宗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