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起一种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的实现。”这实现之法，就是先“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可知那时南北读书人有一种隐约的共识，就是当时从上到下实际干政治的和希望干预政治的在政治上的程度都不够高，都有一个提高的需要；故长远之计是培养国人或最有意干预政治的学生，当下之计则是“好人”或“善人”恐怕要站出来才行。

到1921年夏，胡适的思想逐渐系统形成。他在6月18日的日记中说：“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我们应谈有政府主义，应谈好政府主义！”这是准备要谈了。那年8月初在安庆，他“第一次公开的谈政治”，讲的就是“好政府主义”：（1）好政府主义是有政府主义，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2）好政府主义的基本概念是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并由第二点引申出“一个革命的原理”：工具可监督、修正、改造、更换之；若工具全部不良，可“拆开了，打倒了，重新改造一个！一切暗杀、反抗、革命，都根据于此”。这是前述胡适一贯的激进观念，不过这一点主要是为学生说法。他的真意是，“好政府主义”实行的主要条件就是“好人”结合起来为此目标积极奋斗。[43]这比较温和的一面，就是后来胡适“好政府主义”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