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国家太穷了，或者是为了安全的需要；但又如何来解释今天的现象呢？今天似乎每个公民都有保卫自身安全与自由的权利。难道腓特烈在他执政的最初几个星期，没有在一份著名的文件上批示过：“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可以追求他自己希望的幸福。”这句话现在已成了独特的德国名言。可是，到了晚年，他粗暴地干涉宗教，他不信任西里西亚的天主教，任命一个伯爵到布雷劳斯去当主教，教会反对这个人的生活方式，抗议也未获结果，登上了王位后，他以四驾马车把被他父亲可耻驱逐的哲学家渥尔夫接回柏林；而把当时已经工作了25年的著名的瑞士数学家奥伊勒解职，原因只是这位独裁者一时的古怪念头和一些小小的差错。“自由在柏林”，莱辛写道，“被轻视到无可忍受的程度，就像许多无耻之徒随意谩骂宗教那样肆无忌惮。普鲁士是欧洲奴性最重的国家。”

“不许干涉新闻自由”，年轻的腓特烈命令说，报纸因此而吹捧他，他感到非常高兴。但是有一次，《王家日报》在他的晚年批评他，他批准他的部下花很多钱雇用流氓，把那位可疑的记者痛打一顿。《埃朗根日报》的编辑的确给过普鲁士上校一张收据，证明上校受命鞭打他的惩罚，他已领受。伏尔泰的伟大弟子居然能够纵容这样的偏见，取消一个非常聪明的救火员的儿子的奖学金名额，原因是“这个孩子首先应该学习他父亲如何使用救火龙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