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3月，我和女兵小范构筑爱巢已经45年了。人老了是不是就喜欢怀旧呢？这大概是很自然的事儿。譬如，在这世纪之交，欣逢兔年，我一看见兔儿爷的形象就想笑——此中有我夫妻间的小秘密：热恋的时候，我俩在田间散步，看见两只小白兔，我夸它：“红眼睛，三瓣嘴儿，长耳朵，短尾巴，真可爱！”没想到这也能惹起小范的嫉妒心，“我比你的兔子更可爱！”“对呀，当然是范兔子更可爱啦！”我把她抱在怀里，而且从此之后就偷着叫她“兔子”。所谓偷着叫，就是背着外人，后来背着女儿，再往后还背着外孙女，一直叫到了今天。君不知，这兔儿爷的法力有多大？当我们夫妻间发生争吵的时候，叫一声兔子，就能风平浪静。当她撞车骨折，疼痛难熬的时刻，叫一声兔子，就能止痛。当我被打成“反革命”的时候，叫一声兔子，她就能勇敢地挑起养家和教育孩子的两副重担。45年不是很短的概念，风风雨雨，相亲相爱，相依为命，相濡以沫，我和老伴儿正在向着金婚迈进。在这把年纪回忆一下自己的婚礼，也许是有趣的——那是一次令善良正派的好人感到惶惑，令许多出生入死的战友深感内疚，令今天的青年人感到诧异的奇妙婚礼。

先说，我申请结婚，费过一些周折。那时我是某师政治部宣传科的少尉助理员，就是所谓“臭参谋、烂干事”的那号宣传干事。不过鄙人也有优点，喏，身高一米八，肩宽腰细腿长，上身像个倒三角，浑身硬肌肉，一绷劲腹肌呈八块，像个乌龟壳，师里篮球代表队的后卫，足球队的前锋；曾经是军文工团出名的歌剧演员，合唱队领唱，爱好文学，19岁就发表短篇小说，于是又当了创作员，在朝鲜战地创作的小歌剧《一家人》、歌曲《坑道之歌》，荣获志愿军汇演甲等奖；而且1954年凯旋归国时还是功臣代表，胸佩4枚银质军功章，到学校和陆军医院去作报告，开联欢会，要是唱歌，头一嗓儿就获满堂彩，真不知迷住了多少女孩子？虽然无法统计，倒是经常收到她们主动寄来的信和照片，尤其是那些女军医和女护士。我也曾夸口：“屁股后边少说也追着一个女兵排”。当然不是追逐我一人，而是这些“骄傲的公主”在挑选她们的“白马王子”。譬如，每个星期天到县城赛球的时候，总有一群女兵自愿充当拉拉队。下饭馆喝酒时稍不注意，就会有某些姑娘悄悄地替我辈付了钱。

那是1956年的大气候，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甚佳，中央提出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我辈小布尔乔亚也沾光，共青团还号召我们这些青年军官在周末都穿上花衬衫，遑论人家善于怀春的女郎乎！在这种情形下，我自己选中了陆军医院美丽的女护士范季华。

恋爱一年，我向组织科递交“申请结婚”的书面报告（虽有婚姻法，但军官还得经过领导审查批准之后，拿着介绍信方可去地方政府登记结婚）。政治部派一位科长找我谈话，说我“年轻有为，前途光明”，而女方的社会关系复杂，主要是她父亲毕业于香港大学，解放前当过长江航道局的总工程师，后来又参加了九三学社，属于“民主人士”，他的社会关系自然也是他女儿和未来女婿的社会关系，而我又不可能“说清楚”，对将来“入党、提级”都会产生不利影响。科长代表组织规劝鄙人“慎重考虑”。我的回答特别简单：“早就考虑好了”。

赵大年，26岁当新郎。

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而我的态度就是属于那种所谓的“不听话”。

科长是怎样向政治部主任汇报的？我不知道。也许他说得相当委婉，或者对我的前途已失去信心，总之，领导上批准了我的“结婚报告”。

此时正值1957年。谁都知道那一年国内发生了什么事。而我的“终身大事”就像“放屁打鼓”一样赶在了点儿上。

我和范季华沉浸在爱河中。高高兴兴地到地方政府领取了结婚证书。陆军医院在湖南耒阳县城的蔡子湖畔拨给一间民房，借给一床一桌两条板凳。我骑自行车从营房驮来一条军被。再就是花1元2角5分钱买了个玫瑰色的花瓶，由范季华去山坡上采摘她最喜爱的白色栀子花。

护士小范的外号“范大兵”，因为她不会打背包，一次军事演习时，她刚跑出宿舍，背包就散了，衣物撒满地，挨了批评，“你哪儿像个兵啊！”由此出了名。她的另一个外号是“饭桶”，因为这位总工程师的小姐15岁就参了军，什么事也不会干，正在青春发育期，饭量却不让他人。这些事我都觉得可爱。何况她还是陆军医院里最漂亮的姑娘哩——至少在我心目中是最漂亮的。

“范大兵”乃汉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