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

李科长说了一些祝贺的话。重要的是，他口口声声称呼“大年同志”——当年非常强调“划清敌我界限”，既然是“同志”，我的“问题”也就属于可爱的“人民内部矛盾”了。当他说到“这是一对儿革命的好夫妻”时，堂屋和天井里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新娘哭了。我还看见，白天猛烈向鄙人“开火”的战友们大都红了眼圈儿，那些最富同情心的女医生和女护士，则纷纷落泪。

朋友们知道我是文工团员出身，要我唱歌。俗话说：饱吹饿唱。我到此时只吃过一顿早点，肚子空空，足以扩大胸腔共鸣箱，正好唱歌。何况“范大兵”倾心于我的原因之一就是迷恋这动听的男中音哩。我一连唱了好几支革命歌曲。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他不怕风吹雨打，

也不怕天寒地冻……

这奇妙的婚礼，气氛毕竟过于严肃了，以至闹洞房之类的节目统统取消，客人们匆匆散去。扫地，插门。妻子这才发问。

“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我什么错误也没有。”

“那为什么要开大会批判呢？”

“鬼才知道。”

“那，他们批你什么呢？”

“鸡毛蒜皮。”

“政治部开大会，只为鸡毛蒜皮？”

“我从小就是个‘记吃不记打’的好孩子。6岁离开北京，冰糖葫芦、栗子面的小窝头、豌豆黄、驴打滚儿，那么多好吃的，什么滋味儿，至今记得一清二楚；可是，今儿个白天，他们揭发批判我的那些恶言恶语，我已经把它忘到爪哇国去了！”我也难以控制感情，提高了声调，“为什么要记住那些卑鄙肮脏的语言呢？如果一定要记，谁往别人身上泼脏水，就让他自己记着吧！人嘛，总有一天会良心发现，或者等着半夜鬼叫门！”

“我理解啦……”妻子见我发了火，不再多问。

这就是我可爱的新婚之夜。第二天——星期日，鄙人凌晨5点起床，骑车8里路，赶回师政治部去继续接受全天大会批判。

1957年，鄙人未被戴上“右派”帽子，继续留队当助理员。然而我这铁打的汉子病倒了，肺病，住进陆军医院，“范大兵”常常折一枝洁白的栀子花，插在我床头柜上的花瓶里——这玫瑰色花瓶是我花1元2角5分钱买的惟一的结婚纪念品。按说，肺病是结核杆菌传染的结果，可是她却劝导说，“人怕伤心，伤心就会伤身，发病。你应该发扬‘记吃不记打’的优良传统。”

1958年“反右补课”，鄙人仍然未被“补充”进去。但也并不轻饶，给我来了个“光荣”复员，实际上是“清洗离队”。妻子“范大兵”受我牵连，也复员“处理”了。

最痛心的，是此后20年我丧失了发表作品的权利。

在那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的运动中，“清理阶级队伍”时，在劫难逃，鄙人终于被打成了“漏网右派”。

此时我仍然热爱文学，是北京农机研究所的科技秘书，被称为“笔杆子”的那路货色。说好听点儿就是搞文字工作的，所以粗知汉字之深奥，鄙人写报告，拟文件，时不时地也得搞点儿文字游戏。然而小巫见大巫——对那些创造“漏网右派”、“脱帽右派”、“手里拿着帽子的右派”、“重新戴帽的右派”、“死不悔改的右派”等等“文革语言”的发明家们，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鄙人受“群众专政”、监督劳动的时候，只要风声一紧，譬如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或者外国要人访华，召开重要会议，“专政小组”都要勒令我辈固守“牛棚”，不准乱说乱动。每逢此种日子，我那可爱的“范大兵”都会买几包香烟，前来探视。她再不是“饭桶”小姐了，独力支撑着被抄过的家，抚养着两个刚上小学的女儿，根本不再问我“犯了什么错误”，而是说，“彭老总、贺老总都挨批斗，大年，你什么也别怕！”

“我当然没什么可怕的。”

“我倒是怕你经不住考验，不负责任地揭发别人。”

“放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做人最起码的道德呀！”

任何事物都可一分为二。这些政治运动对我至少也还有一条好处，就是大大加深了我们患难夫妻牢不可破的感情。谁说我选错了妻子？师政治部那位规劝鄙人“慎重考虑”的科长，你懂什么！

好在我这“漏网右派”是造反派定的，不久，造反派失宠，我也就“解放”了，无须平反，无案可翻，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