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造革的皮袜子哩!”
结果惹得处长也发了脾气,“胡说什么!我就不信,你也是国家干部,能穷到这份儿上?少给社会主义抹黑!”
唉,所长、处长,如此热爱社会主义,这倒不难理解,只是这些当领导的怎么就没有一丁点儿幽默感呢?
还有一次,孩子病了,我骑车驮着她去医院,一查,急性肝炎,需住院治疗。鄙人当机立断,把自行车骑到一家信托商店卖了50元,赶回来交了住院费。为此又挨一顿批。与前两次不同,批评者不是领导,而是妻子,“穷疯啦?卖车!看你往后怎么去上班?”
“不怕,有现成的11路汽车嘛。”
这“11路车”指的是两条腿走路。妻子听得懂,落了泪。
直到1978年,我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开拍了,完全有可能得些稿费时,妻子才拿出100元存款来给鄙人买了一套斜纹布的中山装,还有皮鞋、袜子,说是别在导演、演员面前显得太寒酸。想来惭愧,这竟然是我复员之后的第一套新衣裳。20年来穿的都是旧军装,绿的染成蓝的、黑的,又洗成灰的、白的。真正令我吃惊的,是可怜的妻子居然能从牙缝里节省下100元存款来。
总算熬过来了。虽然《十五的月亮》16元,总比我那个“16元”强啊。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有钱啦,温饱有余,可是妻子说:“你这点儿稿费是爬格子爬出来的,跟人家‘扭扭屁股也赚钱’的主儿不一样。说句实话,马路边上剃头的,摆摊儿卖香烟的,修自行车的,擦皮鞋的,抹红嘴唇拉客的,都比你这当作家的挣钱多!甭老惦记着抽希尔顿、万宝路,喝五粮液、竹叶青,我看哪,干脆把烟戒了,逢年过节来瓶二锅头就不错。别忘了,一毛三一两的就是粮食酒,一毛七一两的散装二锅头,当年你喝过几回?人得知足。”
可惜妻子没入党,否则,我真要选她当模范党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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