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人间的头一件事就是大哭。听见了我的哭声，守候在产房门口的父亲非常高兴！助产士也高兴地向母亲祝贺。然而他们全都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并不是为了讨别人高兴才哭的。我为将要经历的一生磨难而放声大哭。

不久，我学会了笑，他们又很高兴。同样的误解……

半个世纪以后，搞文学讲座，青年学员递条子问：什么是幽默？

我说，英语HUMOUR，中文里没有对应的词，喏，滑稽、讽刺、诙谐、调侃、揶揄、嘲弄、挖苦、戏谑……都不合适。林语堂先生才选用了谐音字——幽默。虽说是音译，但从字义上看，这两个汉字还是选得很巧的。

学员不满足，“那，究竟什么是幽默呢？”

“这么说吧，”我实在找不出精当的语言来给幽默下定义，“人世间有些事能活活把人气死；有些事能让人恨死；有些事把人冤枉死；有些事把人愁死……你就是真的去死了，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连死都不能解决，还有什么办法吗？有！那就是笑。这种超越了痛苦和死亡的笑，就是幽默。”

我顿了一下又说，“幽默是强者的声音。”

课后，有好事者找到家里来，非要我讲点儿具体事例不可。我只能坦诚地解剖自己了。纯属真人真事。

抄家

1966年8月，一个星期六的深夜，北京市农机研究所的一帮红卫兵老将（不是可爱的小将）串通了光彩胡同居委会的一帮男女，约百余人，将我那可怜的斗室团团围住，无瓦的平房顶上都站满了人。我当时最担心的是他们踩漏了泥顶子掉下来——只有我知道这房子年年漏雨，檩条椽子多被雨水沤朽了，房管所就是拖着不给翻修。

“赵大年，滚出来！”本研究所一个姓张的女头目杀气腾腾地扯着尖嗓儿吼叫。女声比男声更凶残。

很快，我便穿着短裤被暴徒用绳子捆起来。紧接着是翻箱倒柜，彻底抄家。此时我的第一神经是深感惭愧——我家实在是太穷啦。1958年底我被我热爱的部队“复员处理”（清洗）回到故乡北京，失业一年，坐吃山空，到农机研究所重新参加工作，按大学生待遇，工资56元，两个孩子的托儿费每月57元，幸亏受我牵连的妻子还挣40元工钱……因此种种难言之隐，才害得红卫兵老将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仅仅从寒舍抄出来一把菜刀，一条麻绳（还捆在我身上了），外加3元7角5分人民币。

人说话要凭良心——我此刻真是羞愧得无地自容，便对那女头目说：“实在对不起，我太穷啦。大胆建议你们下月5号发了工资之后再来一趟，可别晚过9号！我是富不了三天、穷不了一个月的人哪。”

抄家时，红卫兵没敢拿走我的军功章。

女头目居然被我逗笑了。好，一笑解千愁。今夜没大事了。我被扔进汽车拉回研究所。第二天看见“战果公报”上说，“菜刀可以杀人，麻绳可以上吊！”审讯时我表示完全同意。他们不好意思公布我的“财产状况”，据说是怕给社会主义抹黑。我对此也深表感谢，无论如何，这也给我保全了一点面子啊。

表妹

我的表妹出生在东京，取名东辉。这是她第一条罪状。第二条嘛，是抄出了她的日记，还有属于“第三者”的什么信件。她被游斗的当天就上吊自杀了。

她的孩子长大之后问我，“妈妈是怎么死的？”我很严肃地告诉他，“你妈妈缺少幽默感。”

台湾

我们农机研究所被揪出来的二十余位“牛鬼蛇神”，每天除了在专政小组的监督下劳动改造之外，还要集体学习——没完没了地背“语录”和“老三篇”，直到有人背错了为止。这样才好召开批斗会，新账老账一块儿算，轰轰烈烈，以证明阶级斗争永不停息。

这天下午，我背得口干舌燥，晕头涨脑了，还得背。果不其然，鬼使神差，我当众把“白求恩到五台山”背成了“到台湾”！“牛棚”里戛然冷场。不仅我自己吓出一身冷汗，所有的牛们全都傻了眼。

我立即被召到专政组办公室去——从四楼到一楼，慢走也磨蹭不了两分钟。我一边下楼一边紧急开动脑筋，动员亿万个神经细胞，释放出全部聪明才智来谋划对策，以保护每个人只有一次的生命。毋庸讳言，此时打死个“现行反革命”就好比拍个苍蝇。

专政组办公室里端坐着姓熊的组长和威严的军代表，门里门外还有几个“红五类”，而且有更多的人闻风而至，挤在楼道里准备观看即将开场的“全武行”好戏。在这生死关头，我的一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