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年前我有过一段捡粪的经历。它丰富了我的生活，还颇有乐趣。

“五七干校”的“革命委员会”决定叫我去捡粪。班长传达命令之后，我心里热乎乎的。因为这实在是对我的一种信任啊！

这年5月，市农机研究所的“革命委员会”迫于“革命大好形势”的迅猛发展，要团结大多数呀，才公开宣布解除对我的“监督劳动”，允许我回归“革命群众”队伍的当天，又宣布将我下放“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以“焕发革命的青春”。今天干校居然放心大胆地让我单独外出捡粪，至少说明他们真的把我当做“革命群众”看待，不怕我在自由状态下乘机去干“危害革命”的勾当了。班长传达命令时还板着脸牵强附会地念了一段“最高指示”，大意是叫我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也就不考虑他有什么资格代表群众代表党了。

这是北京市“农口”的“五七干校”，坐落在昌平县龙山脚下、京密引水干渠北岸，风景甚好。每天早饭后，我骑辆自行车，驮两只粪筐，拿把铁锹，就到京张公路上去捡粪。路上有不少运菜、运煤、运送砖瓦灰石的大马车来来往往，那驾辕的骡马，拉帮套的大叫驴，一撅尾巴就留下一大溜粪蛋儿。我必须眼明手快，在它们还冒热气儿的时刻就下家伙，否则，这些“粮食的粮食”就会被身背粪箕子、手持小粪勺儿的老头或孩子抢走。

班长给我的任务是一天两筐粪（约重80市斤）。可别小瞧了这个定额呀，马粪蛋这玩意儿不压秤，20个大点儿的才够一斤。在生产队老头和孩子们的争夺下，一连3天鄙人都没有完成任务，内心深感惭愧。夜里思前想后，每个月挣着56元工资（这是大学生的标准呀），三十郎当岁儿，怎么就在马粪蛋儿面前争夺不过农村的老头和小孩子呢？对喽，我骑自行车虽然比他们跑得快，但是下车捡粪的时候就不行了，那骡马驴它边走边拉屎，马粪蛋儿落在路面上是稀稀拉拉的一长串儿，我一手推车，一手拿着大铁锹，一锹铲一个半两重的马粪蛋儿，装进筐里再铲第二个，好比“老虎吃蚂蚱”，“大炮打苍蝇”，当然不如人家肩挎粪箕子、手持小粪勺儿灵巧啦。

不怕！无论如何鄙人还是农机研究所下放的“科技干部”嘛。用个星期天就改良了我的捡粪工具——自己动手，把粪筐改成“自卸式”木板粪箱；自制短把儿平口小铁锹，还能挂在车把上。再上路捡粪时，不用停车，一手扶车把，一手拿着小铁锹顺着路面撮，一撮就是几十米，撮满一锹回手就装进粪箱，仍然不停车地往前赶，看见骡马叫驴一撅尾巴就追上去，连续作业，把那些与我争夺马粪蛋儿的老头小孩气得目瞪口呆。

工效一下子提高了好几倍，我捡粪的路线也因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延长。早上多刮西北风，我便顺风南下，一路捡粪到沙河镇，时近晌午，粪箱满了大半，鄙人也就打歇儿了。镇上有一家大众饭馆，我把粪车往门外一支，洗手吸烟，照例叫半斤炒饼，半斤猪头肉，半斤烧酒，一碗鸡蛋汤，足吃足喝。这一顿儿总共一块二毛钱，既实惠又解馋。那酒是玉米芯儿酿造的，8分钱一两，上头，所以饭后最好到沙河里洗个澡，在柳阴下睡一觉儿。下午三四点钟，风向“北转南”的时候，我又顺风北归，轻而易举地将两箱子粪捡满，胜利回到干校。最惬意的莫过于这顺风凯旋了，半斤劣质烧酒后劲儿犹存，晕晕乎乎的，腾云驾雾一般，骑车“画龙”而又不至于摔跤，捡粪丢三落四也能把粪箱装满，脑袋里除了马粪蛋就是驴粪蛋儿，塞得满满的，就把那些强加于我的种种罪名，以及那些擅长给人罗织罪名的家伙统统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时间一长，大众饭馆的女服务员也熟了，便问我：“您这两箱子粪，能值多少钱呢？怕抵不了这顿儿炒饼烧酒猪头肉吧！”

我说：“大妹妹，这年头儿，赔本儿的买卖到处都有是不是？”

她想了一下，点点头：“这话不假，您还白挣着一份儿工资呢，派您捡粪，国家可赔多啦。”

一天，捡粪的老头扬着粪勺子把我拦住，没好气儿地说：“戴眼镜的，让我问你一句话：你不缺吃不缺穿的，跑这儿来跟我们社员抢马粪蛋儿干吗呀？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嘛！”

我说：“老大爷，您骂得对！我们这些人吃不得三年饱饭，吃撑着了就出幺蛾子，没事找事儿，跟您抢马粪蛋玩儿。您说这事儿长得了吗？”

“长个屁！”他又骂了一句。

果然被他骂着了，这年冬天，干校也不容我啦，进一步下放去插队落户。只不过生产大队可舍不得叫我去捡粪，而是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