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是阖家团圆、欢喜的日子。旧社会，杨白劳离家躲年，是躲避地主黄世仁和穆仁智逼租讨债。对穷苦的劳动人民来说，过年如过关，所以也叫年关。在新社会，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也躲年，是躲避种种浪费光阴的应酬。上帝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都很有限。如果说时间就是财富，在这方面，我觉得自己是个穷苦人，所以也应该像杨白劳那样离家躲年。

打倒“四人帮”的时候我欣喜若狂！有获得解放的感觉，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可以重新拿起笔来从事我非常热爱的文学写作了——由于“1957年的问题”，我在整整20年的时间里被剥夺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唉，人生在世能有几个20年呢？当时国内各行各业都流行一句话：把失去的时间再夺回来！我上小学的时候就会背一首小诗，“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黄金失去容易得，光阴一去不复存。”那么，我们失去的时间还能再夺回来吗？能。

我一家四口不约而同地都开始争夺时间了。两个孩子复习功课准备高考，妻子进修医师，我白天上班，晚上写作，四个人共用一张方桌，八条胳膊打架……好赖我也是这一家之长，高姿态，没有书桌，便撤退到床上，百多万字的作品是趴在床上写出来的。1977年的元旦和春节就是这样度过的。

1978年春节期间，我住在成都郊区峨眉电影制片厂招待所修改剧本，导演和演员都回家团聚去了，三层小楼只剩下我一人，非常清静，工作效率成倍提高。只是食堂停伙，管理员准备安排两位大师傅为我做饭。呀呀，我这迂腐的文人受宠若惊，大发同情心，怎可因我一人而影响大师傅全家团圆呢？于是不惜撒谎，对管理员说：我在成都的同学、战友甚多，早已约定，轮流请我去他们家中吃饭，从除夕到初五都排满了，谢谢你们的好意，千万别再安排大师傅加班啦。事实上，我每次外出躲年都“封锁消息”，并不探亲访友，不敢浪费时光。当时在成都，方便面尚属新鲜玩意儿，我买上一箱方便面，有壶开水就行了。然而，春节过后，导演反而讥笑我，“真是傻帽儿！就没想到大师傅愿意加班呀——春节期间的加班费比平时高三倍。大师傅就住在峨影大院里，把会餐剩下的饭菜给你热热，用不了半个钟头，根本不影响他全家团圆。管理员是照顾你吗？他是成心让大师傅多挣点儿加班费。唉，文化人的弱点就是同情心太多！”

此后的几个春节，我都是在上影和潇湘电影厂度过的。江南的冬天也下雪，屋里没暖气，冷得拿不住笔，我就买个小电炉子放在桌边，座上一壶水，随时烤烤手，也没耽误写字。

世纪之交，条件好了，我就藏在家里打电脑，不寄贺年片，不打电话，更不出门拜年，仍然给亲友造成外出躲年的假象。我会算账，从元旦前到春节后，足有仨月时间。若串门拜年，吃肉喝酒，打牌跳舞，这点儿时间转瞬即逝，真可谓“弹指一挥间”。我给自己立了规矩，“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于是：躲年一次，得几万字，稿费虽低，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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