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人们的祖先是从树上下来的猴子，也许有科学根据，但是距今太远。

说城里人是从乡下来的，比较容易理解。北京地区出现城镇文明大约3000年了，也就是说，最早的“北京市民”及其未挪窝的后代，顶多才有过3000年城市生活的习性。这种土著北京人大概很少。更多的市民还是陆续来自乡村的。

说咱们大多数北京市民前不久还过着平静温馨的四合院生活，只是这20来年才突然进入了现代化的大都市，就更容易理解了。喏，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生活内容丰富多彩，高楼大厦，汽车堵塞，家电翻新，噪音公害，广告假货，饭店宰客，生猛海鲜，卡拉OK，激烈竞争，脑体倒挂，通货膨胀，股票公债，追星族，发烧友，打工潮，外来妹，大款斗富，倒爷挎蜜，一盒月饼888，骑车上了立交桥就下不来……于是乎精神紧张，神经衰弱，许多事不习惯，有人怀旧，有人害怕上街，躲在家里“围城”，又应了钱钟书老先生的那句名言：乡下人想冲进城，城里人想逃下乡。

为什么想逃下乡去？首先因为咱们的祖先是从树上下来的，人类亲近大自然的天性几万年也难改。更因为咱们的父辈乃至自己是从乡下来的，那蓝天白云，绿树小溪，鸡鸭牛羊，五谷杂粮，田园牧歌，怎么也无法忘怀。还因为咱们是在四合院、小胡同里长大的，邻里关系那么亲，买几块钱的大白菜能吃一冬，以及那首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咳，今天的孩子可不肯弯腰捡钢蹦儿。万一有个弱智儿童捡了钢蹦儿交公，警察叔叔不斥他两句才怪呢。

颐和园的昆明湖有个“水木自亲”码头，这名字起得好。学者们研究，为什么清朝在京郊大兴土木，连续修建了以圆明园为首的“三山五园”？据说原因有三：一是“康乾盛世”国库殷实，具备了大规模建造皇家园林的财力、人力；二是满族人关的人数少，一旦京城有变，可以退踞郊外（包括承德的避暑山庄），由此还可以逃回关外。我更相信第三条，满族进关前过的是半游牧生活，即使是其上层首领，也是常年骑马打仗的军人，入主中原，关在紫禁城或王爷府里，他们怎么受得了？所以才兴建许多御苑和狩猎场，经常出去亲近大自然。

其实，并非只有满族旗人如此，而是所有的城里人，但凡有点儿条件的，都愿意出去亲近大自然。秦有阿房宫，汉有上林苑，贾府有大观园，江南有许多私家园林，今人也有北戴河、庐山、滴水洞、从化温泉、五大莲池等数不胜数的疗养区和别墅。更多的市民百姓、职工学生，也喜欢组织春游、夏令营、野炊、钓鱼等郊外活动。近些年，旅游成为时尚，根据自身的条件吧，出国旅游，到各省的风景区旅游，会议旅游，请客旅游，结婚旅游，公费和自费旅游，名目不同，从喧嚣的大都市逃出去轻松一番，亲近一下大自然，这种天性还是相同的。

我也算得一名老北京了。看电影《城南旧事》，便勾起许多儿时的记忆来。送煤的骆驼卧在胡同口“倒嚼”（反刍），嘴角慢慢地流着白沫儿。小媳妇坐在墙根儿纳鞋底子，锥子在头发上蹭点儿油，在袼褙上扎个眼儿，再用手指头上戴着的铜顶针把粗大的钢针推过去，那长长的、在自己大腿上搓成的麻线“呲”的一声也就穿过去了，最后还得把麻线绕在手腕的袖子上使劲勒紧，这才算纳完了一针，她就这样一针接一针地纳下去，要给全家老小每人每年做两双鞋。人力车夫手握车把，高耸双肩，两条胳膊肘像蝴蝶翅膀似的一呼扇一呼扇，潇洒迈步，似跑实走，在行人稀少的大街上不紧不慢地通过。仅有的两路有轨电车，响着清脆的铃铛，摇摇晃晃地靠站、出站。整个城市安静极了，钟楼撞钟，鼓楼敲鼓，全城听得见。这种慢慢腾腾的城市生活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吗？有。它有蓝天白云，有清洁的空气和甜水井，不施农药化肥的蔬菜，瓜果梨桃，五谷杂粮。它清静的小胡同、四合院最适于住家，实在是城市里的乡村。

如今我也住进了新建的宿舍楼。咱可不能没良心，人民政府下大力量改造危房，盖高楼，改善市民居住条件，功不可没。人艺及时演出《旮旯胡同》也当然获奖。只是我这个人虽然有良心却还有毛病，总觉得这单元楼房活像鸽子笼。总觉得现实生活中多了些什么又少了些什么。多的，说过了，借用个新名词，“现代都市综合症”。少的，也说过了，创造个新名词，真想“飞出鸽子笼”啊。

首先怨我也营造过自己的鸽子窝。由于妻子是医生，在我营造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并提出问题：先是撤掉地毯——它藏污纳垢，再好的吸尘器也吸不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