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我家里先后住进了两个来自哈尔滨的小姑娘。于兰波会弹古筝和琵琶，我到北京火车站去接她的时候，只看过这孩子的照片，圆脸蛋儿，大眼睛，很像她父亲，见面准能认出来。可是出站口人流如水，万一错过去了怎么办？她的父母都在上班，难以请假，大概也没有闲钱做路费吧，那年头，百把块钱得攒一年，从牙缝里省出来……幸好，我看见了！没看见小兰波，而是看见了比她还高的古筝，小姑娘吃力地背着，令人心酸。另一个杨佳月，比兰波还小，坐在她父亲的膝盖上学会了弹钢琴，然后送到北京来拜请名师调教。其实，兰波和月月都有一位小哥哥，也先后送到北京学乐器。因为我有两个女儿，兰波和月月便寄居我家；那两位小哥哥则寄居在有两个儿子的老杨家中。

我多次到过哈尔滨，除了领教当地朋友用大盆大碗喝啤酒的海量之外，印象颇深的是哈尔滨市民酷爱音乐。福建的鼓浪屿，几乎家家有钢琴，大街小巷，走到哪儿都能听到悦耳的琴声，被誉为钢琴岛。然而，鼓浪屿较小，只是厦门的一个区；哈尔滨的钢琴一定更多，堪称音乐城。

哈尔滨市民喜爱音乐，是有历史传统的。至于70年代，我的老战友、兰波和月月的父母，省吃俭用，甚至把家里的俄国毯子也变卖了，给儿女买乐器，送孩子到北京求学，则另有一番缘故。我猜，大概是不愿意让孩子初中毕业就上山下乡去插队。关于插队这件事，我不会唱高调儿。只想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这是“文革”时期的怪现象。如果从小考上了音乐学院，这孩子就可以受到培养，避免插队。当然，参军也是另一条出路，比音乐之路宽阔得多。我和妻子都是十几岁参加解放军的，兰波和月月的父亲，还有老杨，也是。按说，我们的子女参军应该容易些。可惜呀，我和这些战友，虽然每人胸前都有几枚军功章，还是由于“家庭出身”或“海外关系”而离队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既然这种封建主义的血统论调甚嚣尘上，兰波和月月也就只能攀登狭窄的音乐之路了。怎样攀登？不爱弹琴？哈，把屁股蛋儿拧青了也得弹！

七八岁的小姑娘，就远离父母，送到北京来“深造”，也是壮举。凑巧，我和老杨都住在中央音乐学院附近，虽然寒舍拥挤不堪，也还能塞进一只懂事的小猫吧（我最爱猫，老式平房闹耗子，就一直养猫，后来，我有了外孙女儿，外婆都给她起名叫老猫），兰波和月月跟我心爱的小猫一般，虽然不逮耗子，却是扫地、洗碗、生炉子、倒垃圾，什么活儿都干，“寄人篱下”，锻炼了孩子。

我的妻子是医师，下班之后帮邻居看病打针，认识两位音乐学院的教授，我认识另一位。几年来，我们轮流着送兰波和月月去到教授家中学艺。值得怀念的是彼此尽义务。我会干什么呢？会写字，帮人家抄抄写写，也算换工嘛。如若像今天这样，教一小时钢琴就收多少钱，那可就什么也谈不上了。

刚打倒“四人帮”的1977年，音乐学院招收了一批“琴童”。此时尚未拨乱反正，政审仍然“查三代”，我心爱的小猫成绩优秀也不被录取。一怒之下我写了电影剧本《琴童》，由上影摄制、公映，也算“臭老九”的公开发言吧。

老天不负有心人。此后有3个孩子考上了中央和上海音乐学院。现在，一个是深圳著名的钢琴家，两个女孩在美国操琴。另一个男孩去日本学习回国当了记者。这在今天不算什么，但若抚今追昔，确也是换了人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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