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1958年是“铸剑为犁”的岁月。这一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战场，回到国内；解放军有10万官兵转业，到北大荒等边疆地区建立军垦农场和粮食基地；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则是农业大跃进。全国到处“放卫星”，有亩产“7000斤小麦”和“万斤水稻”的奇迹。人们都说这一年获得了特大丰收，后来才知道，安徽、河南……饿死了很多人。

我在“反右斗争”中受批判，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处于失业状态，几经周折，才分配到新建的农机研究所当秘书。这百把人的小单位要两个秘书，分管党务和科技。我不是党员，又不懂技术，怎么工作呢？所长张清同志是小八路出身的“机电迷”，会开车，会修理拖拉机和收音机，当过国营农场的机务场长，被誉为新中国第一代农机运用学专家。他跟我谈话很直率：“哪儿有现成的专家？学习嘛！你的家庭出身不好，这没法选择，但是可以改造思想，脱胎换骨。还有另外一种脱胎换骨，就是把自己改造成技术人员。你才28岁，只要肯吃苦，我就送你到农机学院当旁听生，白天尽可能地去听课，晚上住在研究所，开夜车完成秘书工作。边干边学，三五年就能变成内行。”

我接受了所长的“设计”，决心完成这两种脱胎换骨式的自我改造。为了使变内行的难度小一些，我把家务和教育女儿的事情推给了妻子，一周乃至一个月才回趟家，用5年时间学完了农业机械化的专业课程，虽然没有文凭，却能应付工作，因而在研究所和农机局工作了21年，还是先进工作者。改造思想的难度就大一些了，从我第一次写入党申请书算起，接受考验的时间不算太长，只有33年。入党也不算脱胎换骨——我仍然热爱文艺，离开了农机战线。但我心里始终编织着“犁之梦”，常用笔来描绘农业机械化的美景。

试点春秋

学习农机专业，首先要学毛泽东关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大量论述。少年毛泽东干过一些农活儿，后来的革命生涯，无论创办农民讲习所，领导秋收起义，还是指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南征北战几十年，基本上没有离开农村，应该说他是了解农民疾苦的。在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的1955年，他提出用20到25年时间在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搞得沸沸扬扬，似乎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他批评国务院迟迟不成立农机部，说“我来当农机部长！”这大概也是一种缘分吧，在全国纷纷建立农机机构的时候，我才有幸进入农机研究所，跟铁牛做伴儿，跟农民一起“修理地球”。

1960年国家科委80项重大科研课题的第一项，就是“农业机械化、农业机具系列化试验点”，当年投资80万元，试点设在北京郊区，由几十位正副部长和市委农业书记赵凡同志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我们研究所承担组织工作，张清所长兼办公室主任，我也就成了试点办公室的秘书。

这个试点声势浩大，在“开门办学，深入实际”的教育和科研方针指引下，把北京农机学院、清华大学和农业大学的一千多师生，农科院的专家学者，以及国营农场的干部们组织进来，成立耕作机械、收获机械、排灌机械、畜牧机械、菜田机械、水田机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等10个专业组，又细分出几百个研究课题——譬如犁，就有半机械化畜力7寸步犁，双轮双铧犁、机械化的7铧犁、5铧深耕重犁、开荒圆盘犁、浅耕旋转犁、水田犁等许多种。按照“选、改、创”的方法，展开了选型引进、改良设计、制造样机、试验定型和推广使用等多方面的工作。这只是一项犁呀，再加上别的项目呢，因此又要与许多机电工厂联合组织“社会主义大协作”。

犁，是人类进入农业社会的标志。我在清华大学一位研究农具史的老教授那里吃惊地看到《中国农具图谱》上，西汉的畜力木犁已经相当完善：由弯曲的犁辕、犁柱、犁托和铁制的犁铧组成，其设计完全符合力学原理。再听教授讲课，才进一步知道，西汉木犁是我们的祖先进入铁器时代之后的重大创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产工具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它代表着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更令我震惊的是，两千多年之后的中国人，普遍使用的还是这种“西汉木犁”！粮食亩产也仍然停留在两百来斤的“西汉水平”上。这真是中国封建社会“超常稳定”的可怕现象啊。而那些后来居上的欧美各国，已经有二百多种先进的机耕犁了，农业生产水平也远远超过我们这个古老的农业大国。这件事，在我心里掀起波澜，决心学农机，干农机，投身老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