睛。从大的方面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勃勃生机，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空前提高，这就给农业机械化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若干障碍（如前所述的种种弊端）。从农机事业上看，有两个关键的“瓶颈”或“怪圈”被突破了：

农业机械化的资金从何而来？“等、靠、要”国家投资，没有农民群众的积极性（甚至还会挫伤积极性），怎能办得成大事？而且国家也不可能全包下来。反过来说，农民群众根本没钱自行投资，在“小学生双手捧着个鸡蛋，到供销社换半斤盐，几盒火柴，或者一枝铅笔”的情况下，农民拿什么买拖拉机呢？就算银行拨给一些贷款，社队也无力还贷，只好“挂在账上”，这填不满的无底洞，是第一个“怪圈”。

农业机械化的优越性主要是解放劳动力和减轻劳动强度，那么，节省下来的劳动力去干什么呢？我们的农机试点社队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人享机器福，马长机器膘”，富余的劳动力没有出路，但是人人要吃饭，所以仍然跟着大伙儿一同出工，参加记工分和年终分配，造成“一个人的农活儿两三个人匀着干，一碗饭两三个人分着吃”的窝工现象。生产队的开支没有减少，反而多了一份机器、油料、维修方面的经济负担，或日“双重开支”——机械化使得农业生产成本加大，工分值下降，社员变得更穷了，这是第二个“怪圈”。

怎样突破的呢？靠的是乡镇企业大发展。京郊雨后春笋般兴起的乡镇企业，给农村的富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在地少人多的情况下，从经济利益上讲，只有当一个农民在工副企业里创造的价值超过（或远远超过）他从事农业劳动创造的价值时，他们才能真正感受到机械化带来的好处。也只有农业机械化解放出大量劳动力，充实和促使乡镇企业大发展，农民才有力量向机械化投资，进一步提高机械化水平。这种良性循环，终于使人们找到了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金钥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党的富民政策，使北京郊区向着现代农业大踏步前进。我熟悉的这些地方变得更加可亲可爱了。您还记得每年“龙口夺粮”时节，都要动员大批职工、战士、学生下乡帮助拔麦子吗？现在靠联合收割机，麦田里看不见几个人。顺义的麦田最多，一周之内就能完成全县的麦收工作。通县大稿村的2000亩农田，从前要600个劳动力干的农活儿，现在由16人的机务队全部承包。节省下来的人员，干工商业、建筑业、服务性行业，青少年一律上学读书。虽然粮食产量翻番，农业收入倍增，却只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几。这样的村庄多得很，农舍建筑和设施不亚于城市，所以通县、顺义、房山都改为区了。

四季青乡真正实现了“四季常青”，现代化温室里一年收获八茬黄瓜，寒冬腊月也“顶花带刺”，鲜菜、细菜全年均衡上市。外地（远如海南岛）的瓜果蔬菜也供应北京，冬天的菜市场里也有几十种鲜货任你选购。北京人已经不必家家贮存大白菜了。当我听说北京的大白菜也能出口时，真是欣喜之情难以言表啊。

“遥望大华山，石头连着天，来到大峪子，磨破鞋底子”——这是我当年日记里写的实情。大峪子村是我住过的地方，村前有二百多亩荒河滩，我们试点干部就发动村民在河滩里种树，先挖个一米直径的坑，用试点的拖拉机从远处运来黄土回填坑内，再运来核桃树秧栽进去……如今已是果树成林。望着那挂满枝头的青皮核桃，便想起“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老话。是呀，功在群众，但这里也洒下了我的汗水，内心还是有几分骄傲，几分欣慰。当年大华山的银白杏只卖2分钱一斤，靠人背驴驮运不出去呀，大多烂在沟里，以致山泉带酒味儿。柿子、红果、大枣6分钱一斤，核桃、板栗一毛钱一斤，卖得如此便宜，主要是缺少运输能力。那年柿子丰收，装满筐的柿子在公路两边摆了几里长，等待当地驻军派汽车来帮助外运。现在大华山的大桃成了名品，坐飞机远销海内外。平谷县有许多旅游景区，“果秋”时节还开放多处果园，举办“采摘旅游”活动——这种欧美中产阶级的时尚，也飞到了京郊山区。

当我重访李家峪时，这里已经钻有五眼深井。有自己的汽车、拖拉机，有商店、学校、工厂。更可贵的是他们坚持造林，遍山郁郁葱葱，“有林就有水”，“一片森林就是一座水库”，涵养水源，改良环境，林茂粮丰，已经成为联合国认定的水土保持先进单位。当我情不自禁地向外国游客介绍“李家峪的水”时，没料到老外也会说中国话“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