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肯半夜起床看足球赛吗？这是我衡量球迷的标准之一。

我见过舞迷，有舞（会）必跳，场场不落，回到家里抱把椅子接碴儿跳。

传说中的棋迷，对面厮杀，废寝忘食，累死了，在阴间还恋战，小鬼来叫他去投胎，棋迷头也不抬：“等我杀完这盘棋！”

日本的影迷，听说山口百惠结婚了，当天自杀6人。

巴西的球迷，一见丢球，痛砸电视机；一见赢球，把怀里的孩子也高高抛起来，扔到楼下去了……

迷者如斯，可谓走火入魔，效法不得呀。

凡事都有个界限。足球规则里就有个“越位”，你违犯了这条规则，踢进了球也白搭。要是裁判已经鸣笛，吹了“越位”，你还想过瘾，发泄一下，硬是踢一脚，那还得吃黄牌哩。

过瘾，发泄，这种欲望球员有，球迷也有。其实，平时我也有此欲望，生活当中谁没有呢？高压锅还有个放气阀呢。然而，平时我们都被种种关系捆住了手脚——譬如上下级关系，我们文联的书记在位时，我就不跟他开玩笑，而是说，哪天您下台了，咱俩交个朋友。长幼关系，我的孩子就不跟我开玩笑，虽然背后骂我老积极、老保守、老封建，甚至编成顺口溜：“赵大年，不当官，捞稿费，没个完！”我听见了也假装没听见，否则闹个大红脸，多没意思。看球则不同，几万人围着个绿茵场，大家都是平头百姓，可以忘掉老幼尊卑，肆无忌惮地大声叫好，跳着高叫好，人家“扭扭屁股也赚钱”，咱哥儿们不赚钱也要扭一扭，管他谁是爷爷谁是孙子呢？

当然啦，看足球也不仅仅为了发泄。球场那样大，90分钟，120分钟，球员们“马不停蹄”满场飞，甚至再加上点球决胜负，每一分、每一秒都跟你要体力，要速度，要智慧，要意志，要勇敢，要气势，要技巧，要功夫，要节奏，要协作，要风格，要个性，要艺术，要计谋，要狡猾，要运气……结局充满了戏剧性——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正是足球的魅力所在。

我只能算个准球迷，而且属于温和派。但也有几条起码的要求：你得懂球，懂规则，知道双方采取的是什么战术？教练是什么流派？而且，人心必有一偏，有自己热爱的球队，崇拜的球星。俗话说，行家看门道，力巴看热闹。只看热闹的，连准球迷也不够格。

1982年我跟公安部的老孙住在秦皇岛劳教所采访，正赶上世界杯决赛阶段。说实话，我想回家。幸亏老孙也是球迷，跟所长打了招呼，通融一下，特许我俩天天半夜起床，到会议室去看电视（那院里有不少武装哨兵，容易发生误会）。否则，我一定睡不好觉，那采访任务也就难以完成了。

1990年参加《民族文学》的本溪笔会，住在郊外的水洞招待所，又赶上世界杯赛。这里虽然没有哨兵，但那管理电视插转台的工作人员不是球迷，他不加夜班，我们半夜起床也看不成啊。幸亏作协的书记玛拉沁夫来了，他是球迷，还说马拉多纳是他兄弟。真妙，管插转台的不敢得罪大干部，捏着鼻子加夜班，我们也沾光，看了个够！白天开会还可以走题儿，讨论马拉多纳那只“上帝的手”。

1994年6月24日上午9时从北京乘飞机去洛杉矶，飞行十多个小时，到了那里还是6月24日上午。从维熙高兴地对我说：“上帝让咱们多活了一天，不耽误看球！”因为当时正处于世界杯的决赛阶段。我是后半夜看完足球，洗把脸，来不及吃早点，饿着肚子赶赴首都机场上飞机的。原以为24日的球赛看不成了，结果是当天下午正好看球赛——美国是这次杯赛的东道主，主赛场就在洛杉矶，天天下午比赛（是北京时间的后半夜）。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要在洛城盘桓两星期，哈，这次不用半夜起床看球了。

而且存有幻想，假如接待单位又大方又聪明，请我们去绿茵场看决赛，那该多好呀！同时也存有顾虑，我们代表团的团长原定陆文夫，陆氏因病未能成行，由团副浩然荣升团座，浩氏根本不懂足球，在这一点上可不如玛拉沁夫，我们休想沾他的光去看球。

虽然我们住的是“美国大车店”MOTEL-—廉价的“汽车旅馆”，客房里空调、电话、冰箱、彩电倒是一应俱全。维熙兄始终与我同居一室，彼此都是球迷，便自然形成高度默契之分工：不论中午还是晚上，外出活动归来，不是他去卫生间我调彩电，就是我去卫生间他调彩电——68个频道从头找到尾，不看它“美女如云，大腿如林”，也不看美国的热门儿话题辛普森杀妻案，单找足球……非常遗憾，根本找不到。原来傲慢的美国佬不懂足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