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末，在南去的火车上，有一段笑话。隔成小间的车厢里，四位乘客，开始聊天儿，“您也去广州？”“花城冬天最美。”初步交谈之后，一位开朗的女士问我，“您是个导演吧？”她大概是从我的红夹克和花白头发做出的判断。“我是作协的。”“做鞋的？不像……那您也是鞋帽公司的老总！”

话题由此展开，好像大家对鞋都感兴趣。一位青年记者说，“服装鞋帽，为国家创汇很多，在国外，七个人里就有一位穿中国造的鞋。”另一位大款口气也大，“我特意从国外买的意大利软皮鞋，还有美国名牌耐克鞋，回家一看，哇，都是中国造！你们鞋帽公司真会赚钱呀。”

既然他们认定了我是做鞋的老总，也就甭谦虚啦，我从北京老字号内联升的千层底布鞋，鲁智深穿的双鼻梁僧鞋，满族宫女的花盆鞋，京剧里的高底靴，到现代的高跟鞋、网球鞋、旅游鞋、休闲鞋，足足侃了10分钟。又说，全世界流行的高跟鞋，发明权属于满族，可惜当年没申请专利，否则，这得赚多少钱哪！

开朗的女士让我们看她的高底皮鞋——真像京剧里的高底靴，鞋底子足有5厘米厚。她笑着说，“张恨水先生形容漂亮女人就是三个字：肥，白，高。第一条过时了，现在的女孩子都在减肥，讲究苗条。高，仍然是审美要素。我就因为个子矮，才穿高底鞋。您一定懂得，增高几厘米，对于女人多么重要！我们选模特儿，起码一米七，矮了，什么好衣服也穿不出模样来。”

青年记者有点腼腆地伸出脚，原来他穿的是半高跟皮鞋，“唉，一米七，这是个伤心的数字——男人身高不足一米七，北京姑娘就说你是三等残废！所以你们鞋帽公司也生产男式高跟鞋，在赚钱的问题上男女平等。”

我成心安慰他，“穿高跟鞋有许多好处，不但个头儿高啦，而且，站着的时候必须挺胸收腹，腰杆笔直，姿态优美。你看电视里的满族姑娘，足蹬花盆鞋，头顶‘两把刀’式样的高发髻，一个个亭亭玉立，多么漂亮！她们连行礼都不弯腰，只是弯一下膝，上身保持端庄姿态。要是鞠躬，就会摔跤哇。”

“您对高跟鞋研究得真透彻！”开朗的女士口风一转，“请问老总，您这年纪，为什么还喜欢穿大红夹克呢？”

“一言难尽。红男绿女嘛，可我年轻的时候不敢穿红夹克，也买不到，那时候的中国人被说成是‘蓝色的蚂蚁’——这是老外讽刺咱们的话，虽然刻薄，也是实情，大街上的服装就是蓝乎乎一片嘛。现在老啦，街上车又多，红夹克是女儿给我买的，说是穿着喜兴，显眼，免得让汽车撞着。”

话谈得多了，才知道开朗的女士是位服装设计师。她说，“我从前是服装厂的工人。那时候看了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厂长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咱们就生产‘瓦尔特衫’吧，大概不会受批判。看了《姿三四郎》里女主角高子穿的漂亮衬衫，厂长又说，这是电视台公开播出的，咱们就生产‘高子衫’吧，也不会受批判。那年月人们头上有紧箍咒，这位厂长还算思想解放的，敢开发新产品，可是赚了钱全上交，职工没份儿。电影《庐山恋》我自己买票连看12场，就为了琢磨女演员张瑜那几套时髦的服装……我也算大胆的吧，请了长假，开个小裁缝铺，自己设计新式服装，很受顾客欢迎。后来有人投资，开办服装设计所，成立模特队，在国内外经常举办时装表演。”她咯咯咯地笑起来，对我说，“‘没有鞋，穷半截’，服装再好，也要有鞋帽配套呀！”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鞋太重要啦，红军人人都会打草鞋。老一辈的中国妇女都会纳底子做布鞋。大姑娘送给小伙子的定情物，就是亲手做的一双鞋。小媳妇要给全家人做鞋穿。当代小姐不必搓麻线纳鞋底子啦，要感谢制鞋工业的兴旺发达。而今天一路谈鞋，也让我这个“作协的”有点儿羡慕“做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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