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患近视眼，大概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毛病。因为，我的父母都戴眼镜。如今我的女儿也戴上了一副黑边的“秀郎镜”。唉，在遗传工程学还不发达的当代，我和我的直系亲属，都与眼镜结下了不解之缘。

眼镜这小小的东西，在我的记忆里，几乎给我全家每一个人都带来过喜怒哀乐。我父亲是个教书匠，在抗战时期的逃难途中，土匪抢了他的金丝眼镜，结果在黔桂之交崎岖难行的山路上几乎摔死。在朝鲜战场上，炮弹崩起来的土块碰裂了我的眼镜片，整整三年时间，我便透过碎玻璃片去看天、看地、看人脸，全是怪模样，至今想起来也哭笑不得。我的女儿上大学了，爱漂亮，不肯戴眼镜，只在上课和看电影时勉强戴一戴，有次去看《庐山恋》，忘了戴眼镜，如坠五里云雾，瞪大了眼睛还是“不识庐山真面目”。这些事，都不怨眼镜，只能怨土匪，怨炮弹，怨我女儿自讨苦吃。

然而，我也有怨恨眼镜的时候，那是因为它的制造质量不高，坏了又没处修理。于是乎，我这个年过半百的作家，眼镜架上便常常贴着一圈白色的橡皮膏。有时断了眼镜腿儿，还要用猴皮筋挂到耳朵上。我这个人不值钱。但是，堂堂中国的文化人，会见外宾，耳朵上却挂着一条猴皮筋儿，似乎有伤大雅。丢人吗？又有什么办法呢！君不知，偌大的一个北京城，要给眼镜架上配个小小的螺丝，却是很难很难的呀。从我家跑到西单和王府井，再跑前门大街，往返20余里，罚站排队俩钟头，得到的回答却只有两个字：没货！干脆换一个眼镜架吧，也要排大队耐心等候。由于旧镜片与新镜架不“配套”，没戴多久，过新年的时候向来宾一鞠躬，那镜片便自行脱落，掉在水泥地上摔碎了。北京人的老规矩，过年时如果摔碎了茶杯饭碗，都要按照“碎”的谐音说句吉祥话儿，“岁岁平安！”我是个老北京，自然这样说了，也获得了“平安”，但那眼镜却不能再用，只能破财。赶去配一副新的，罚站排队自不待说。7天取货，戴上之后天昏地旋，赶紧跟眼镜行的女营业员办交涉。

“同志，这副眼镜是验光不准呢，还是加工有问题呀？”

“我怎么知道啊！谁给你验的光？”

“就是在你们商店验光室里验的。”

“说出张三李四来嘛！”

“我不认识他呀……”

“嘻嘻，管验光的好几个，我倒都认识，可是给你去揪哪一个呀……算啦，没准儿是车间加工的毛病哩，磨镜片的工人更多，你打算抓哪一个？”

“哟，小同志，别这么说话呀！你就说这件事该怎么解决吧？”

“解决？好办，交钱，再配一副。”

“那，这一副呢，先把钱退给我吧。”

“退？不行。这钱早入账了，上交国库啦，懂不懂？算啦，老同志，把这副眼镜拿回家去，给孩子们戴着玩吧。”

我没发脾气。因为我深知，跟她吵两个钟头也没用，白生气。倒不如用这两个钟头时间去写2000字，挣它20元稿费，那配眼镜的钱不也就回来了嘛。

我到另一家眼镜行，重新配了一副眼镜。自然是排队如故，7天取货。戴上一试，略好一些，头仍然是晕晕的。

“同志，这眼镜……”

没等我把话说完，年轻的女营业员（真倒霉，营业员全是女的，而且是年轻的）抢先拿话儿封住了我的嘴，“知道，全这样！新眼镜嘛，眼睛也有个适应它的过程，戴两个月就习惯啦。”

“小同志，你这种说法太不科学啦！”

“你戴过眼镜没有哇？新眼镜，全这样！你买双新鞋还硌脚哩。”

“我戴眼镜的时候你还没投胎哪！”这句摆老资格的狂言我并没说出口。只好委屈一下自己的眼睛了，让它向脚巴丫子学习，“削足适履”——去适应“新鞋”，去经受磨炼吧。

不幸，竟然被她言中了——新眼镜没戴到两个月，我的眼睛就“适应”了，脑袋也不晕了。只不过眼睛近视的度数又加深了若干而已。

我们北京人，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感，爱听相声，会说笑话儿。但我愿对天发誓，在配眼镜的问题上压根儿就没有情绪说相声逗笑儿。我说的全是亲身经历的事实。

今年4月，与邓友梅等几位北京作家结伴去珠江三角洲参观。事先我便打定了主意，要在广州配一副上等的眼镜，因为，据说广州的服务态度好一些。到了广州，当地的朋友又劝我到深圳去配。他的理由是，深圳洋货多，服务态度比广州更好一些。

到了深圳，友梅陪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