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进了一家门面不大的“电脑验目配镜服务中心”。

说实话，我并不相信它是什么“中心”，试试看吧。

店内只有两名年轻的女营业员（糟啦，又是女的，而且年轻），见我们进门，立刻笑容可掬地站起来，说声WEL-E！大概是把我这个身高一米八、体重一百八的北方大汉误认为洋人了。

“我想配一副好点儿的眼镜。近视、散光，要大镜片，可变色的。”

“谢谢！”

“能配吗？”

“谢谢你的信任！由马小姐陪您去验目。”

这个女营业员听我说的是北京话，便用广东官话与我交谈。我知道一句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广讲官话！”果然不假，这位女营业员的官话讲得实在不好听，但她讲得认真，斯文多礼，我和友梅也就不忍心笑话她了。

马小姐把我领进了验目室。

“请坐！”

她用同样不好听的广东官话对我说着。我刚坐下，又听到一声“谢谢”，谢什么呢？我有点纳闷儿。想了一下，才弄明白，原来连我入座她都要谢谢。

先用电子仪器测目，随后又动用了各种度数的验光镜片和视力表等等一整套玩意儿。这些招数并不新鲜，在北京也是一样的。所不同者，马小姐的动作极其轻巧、敏捷，始终面带微笑，像只笑面猴儿般地在我身边跳来跳去。又极耐心，连我自己都认为已经很合适、很满意了，她却不肯罢休，继续挑选着更合适的镜片让我试用……足足试了半小时（在北京的眼镜行验目则不超过三分钟）。“我太高兴啦！”她擦着汗说，“总算为您选到了最合适的镜片和加工的数据。”

“麻烦你啦。”

“不不，为先生服务，是我们的天职。”

当我从验目室的座位上站起身来时，马小姐又诚恳地说了一声：“谢谢！”

走出验目室，我情不自禁地计算了一下，自从进得店来，生意尚未成交，两位女营业员已经郑重其事地说过四次“谢谢”了。

“你们太客气啦，马小姐，应该是我谢谢你呀！”

“不不，先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我已经不觉得她的广东官话难听了。而且我们虽然以“先生”、“小姐”相称，我却从心眼里觉得和她是同志。退一万步讲，至少在“配一副合适的眼镜”这件事情上，我和她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而在我的家乡——北京城里眼镜行的那两位女营业员，虽然说的是地道的乡音，却是真正难听的语言啊！至少在“配眼镜”这一点上，她俩绝非我的同志。其实，我（一个素不相识的顾客）与她们这几位天南地北的营业员之间，除了“配眼镜”这一点之外，还有什么相干哩！

陪着我的邓友梅也受到了感动。他曾多次出国访问，此时悄声对我说：“这里的服务态度超过了东京。”

马小姐又在忙乎着为我选择眼镜架了。她先后摆出来十几种样品，不是任我挑选，而是架到我的鼻梁上，由她和友梅仔细地商讨着，用小姐和作家的审美眼光来替我挑选，向我推荐。

说起来也怪可怜的。我这个人天生的方头大脸，几十年来竟然没有戴过一副稍为宽容点儿的眼镜——跑遍了北京、上海，也买不到一副横向尺寸够宽的眼镜架。只好忍气吞声地常年戴着那统一规格的国产小眼镜，好像生了一对儿小小的母狗眼。特别是脑袋两侧太阳穴的部位长期受夹，夹出了两道深深的沟，鼻梁上也压出两个小而深的凹坑。让人脑袋去适应商品的尺码，真不明白这是哪家子的“刑法”呀？据我的亲身体会，戴小眼镜比“穿小鞋”还难受。

今天终于选到了合适的货色。镜片是美国进口的超薄型可变色大块镜片；镜架是香港造的，两只耳腿不但结实，还装有弹簧，可以自动调节宽窄。唔，提起了美国和香港，使我想起不久前，一位北京朋友说过的话，“深圳特区已经有点儿资本主义的气味了！”那么，我今天对深圳配的眼镜如此满意，是不是也受了“资本主义气味”的熏染呢？且慢，同志哥，大可不必为我担心。30多年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曾真刀真枪地跟美国兵打过几仗，立过4次军功，我们是胜利者！难道今天就被这一副薄薄的镜片征服了么？况且，眼镜本身又不带阶级性，戴在谁的眼上就为谁服务，它，何罪之有？

我倒是在想，国产的火箭可以把通讯卫星送人宇宙高度“定点”同步运行，为什么国产的眼镜和国营的眼镜行却如此不争气呢？

马小姐和另外那位女营业员已经在为我结账了，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