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学会抽烟，就与火柴结了缘，从不离手。唐山大地震是半夜，我在睡梦中惊醒，与妻子一起抱着孩子逃到胡同里，什么东西都来不及拿，却下意识地从床头抓出来一包香烟和火柴。房摇地动，余震频频，邻居们谁也不敢回屋，我蹲在槐树下吸烟，刺激了别的烟民，一个个过来向我要烟、借火。此事或可说明我与火柴的亲密关系。我三天消费一盒火柴，已经30年了，不必吹牛，我对火柴很有研究，也就有了发言权。我要说的，是不准火柴涨价的问题。

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已经8年了，许多商品放开价格，随行就市，虽然人们不喜欢涨价，但它刺激了生产发展，方便了人民生活，应该承认是好事情。还有许多商品不准涨价，势必限制生产发展，“物价稳定，货架子空空”，我看不是繁荣景象。诚然，这是经济学的大问题，物价改革的大问题，应由财政部长和经济学家们去论述。我只是为火柴鸣不平，从我学会抽烟的时候起，火柴就是两分钱一盒，“三十年一贯制”，原料、工资、运输都涨价，偏偏让火柴服从行政命令，违背经济规律，它受得了吗？

香烟可以涨价，一条云烟要价45元，令人胆寒，真不知（比30年前）涨了多少倍！一瓶茅台酒100元，相当5000盒火柴，也不公道吧？

据说这是“双轨制”价格，制定政策者也是一片好心：烟酒不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需品，多涨价也无妨；火柴却是千家万户天天要用的，所以不准涨价。

不准涨价，就真的不涨了吗？我愿出庭作证：30年前的火柴是长支的，现在缩短1/3。从前每盒火柴装110支，鼓鼓囊囊，现在装90支，70支，不满一平盒，拿的时候要小心，若是竖着拿，就会像拉抽屉似的一秃噜，“小抽屉”自然滑落，火柴撒一地。还有，火柴的质量逐年下降，一盒里总有几枝至十几枝断杆、小（药）头或无头的火柴，划不着。这些都是变相涨价。

更严重的是火柴脱销。1981年我去广州，偌大的城市买不到火柴，据说火柴厂生产得越多越赔钱，只好惩罚老百姓了。不久，广东省火柴提价，3分钱一盒，虽然一次涨价50%，总比缺货好呀！此时我因事到长沙，也没火柴，朋友说，邻省一提价，湖南的火柴就“流”到广东去了。后来湖南也调了价。

北京的火柴凭本供应，一户一月5盒。打火机是稀罕物，贵，坏了又没处修（当年还没有一次性的电子打火机），火石也靠进口。我多么希望北京的火柴也涨成3分钱一盒呀！北京市的领导干部特讲仁政，一直坚持到1984年，就是不准火柴涨价。据说在35周年国庆前夕，为了火柴等几种小商品提价的问题，他们足足讨论了几个钟头，决心难下，“咱们是首都哇！首都的一举一动都将产生特殊的影响！”还是把火柴提价一分钱的问题推到了国庆以后再办。

平心而论，我很同情这几位市级领导，“京官难当”嘛。有人说我的秃顶是冒傻气造成的——像火柴这样的小事，你何苦动这份脑筋哩？听罢此言，我更同情市领导啦，他们为火柴涨价一分钱，更操心，不知会不会因此而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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