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自我批评。用了一个“却”字，那就等于说：在国难临头的时候公然还想游仙避世，是不应该的。诗作于乾元二年（759），上距天宝十一年（752）已经八年了。李白是经历了长流夜郎的刑余之人，他的思想有了相当大的变迁，故他回忆往事时能够批评自己。但他的自我批评是不够深刻的。在国难临头的时候，求仙固然不应该，“奔亡”也同样不应该。这种退撄逃跑的思想到后来一直纠缠着他。安禄山叛变时，他正采取了“奔亡”的道路，应该说是李白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但他还在护短，说“乐毅倘再生，于今亦奔亡”，这正表明他的自我批评的极不深刻。

请读他的《扶风豪士歌》吧。“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这分明是天宝十五年三月安禄山占领着洛阳时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却是“我亦东奔向吴国，……来醉扶风豪士家”。“扶风豪士”不知道是甚么人，看来也不外是一个逃亡分子，并不能算作甚么“豪”！但李白不仅誉之为“豪士”，而且还跟着一道胡闹——大开酒宴，吴歌楚舞，脱帽在手，抛

向空中，却自比为张良，实在是太不成话！

再请读他的《猛虎行》吧。同样是在天宝十五年的三月，在溧阳酒楼和草书名家张旭相遇，“槌牛挝鼓会众宾”，同样在歌舞作乐。尽管“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是国难严重的时候，而他和张旭却是忘乎其性。歌中又把张旭比为张良，而把自己比为韩信。他又在说：“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这时的逃避却是万万不能使人谅解了。他即使不能西向长安，为什么不留在中原联结有志之士和人民大众一道抗敌？而却“窜身南国”，还要胡乱享乐，自鸣得意！李白在这时实在是胡涂透顶了！

长安以天宝十五年六月下旬为安禄山的部下所占领，但在这之前的六月十二日唐玄宗早已离开了，逃跑得非常匆忙。十四日到了马嵬坡，侍从部队兵变，把阿飞宰相杨国忠杀了，玄宗被迫缢杀了杨玉环。十五日应老百姓们的请求，留下了太子李亨以图恢复北方，逃亡皇帝继续逃亡。七月二十八日逃到成都，据说“从官及六军至者千三百人”，人数虽不多，对于沿途的骚扰一定是大有可观的。

在逃亡途中的七月十五日，玄宗听从了房琯的建议，下出分置的制诏，史书上称之为“制置”，这在当时是紧急而重要的一项措施。根据《资治通鉴》（肃宗至德元年，即天宝十五年）所述，照录其内容如下：

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南取长安、洛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

永王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长沙太守李岘为都副大使；

盛王琦充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长史刘彙为之傅，广陵郡长史李成式为都副大使；

丰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都使，以陇西太守济阴邓景山为之傅，充都副大使。

应须士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

其诸路本节度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

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署讫闻奏。

当时规定，盛王李琦、丰王李珙都不出阁，随侍在玄宗左右。只有太子李亨和永王李璘分赴任所。这用意非常明白，李亨所负的是恢复黄河流域的使命，李璘所负的是经营长江流域的使命。江南东路、淮南、河南等虽然不归永王管辖，但盛王既不出阁，为之傅的刘彙是房琯的“私党”（见下引《唐书·房琯传》贺兰进明语），而权位在都副大使李成式之上，可见盛王的领域实际上也属于永王的势力范围了。李璘所负的使命，看来比李亨所负的使命还要重要。黄河流域如能恢复，则天下仍归于一统，自然是最好的前程。但就当时的情势看来，北路的恢复事业比较困难，希望颇为渺茫；而南路的经略则大有把握，至少可以维持到南北朝时代的局面。因此，李璘的赴镇，关系很重大。他所负的使命是在天下不能归于一统时准备建立“东唐”或“南唐”。在他离开玄宗时，无疑是曾经被面授过机宜的。

但在这“制置”下达之前，太子李亨于七月十二日已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尊玄宗为“上皇天帝”。直到八月十二日，灵武的通报到达成都，唐玄宗只好听从太子的摆布。再隔六天，八月十八日，玄宗派遣了韦见素、房琯、崔涣等把传国玉玺送给李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