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流离转徙中，是亲身体会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是人们所乐于称道的名句。这显然是从“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脱胎而来，但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诗人，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就能有这样明白的认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不过问题还得推进一步：既认识了这个矛盾，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个矛盾？也就是说：你究竟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为谁服务？推论到这一层，杜甫的阶级立场便不能不突露出来了。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

杜甫广德元年（763）夏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有《喜雨》一诗，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怎得用钢鞭**雷公，降下滂沱大雨来清洗吴越一带！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请看他在诗句下的自注：“时闻浙右多盗贼。”原来他是要清洗或扫荡吴越一带的“盗贼”。那些“盗贼”又是些什么人呢？我现在根据《资治通鉴》中所叙述，把当时的情况，揭示如下：

代宗宝应元年（762）八月，……台州贼帅袁晁，攻陷浙东诸州，改元宝胜。民疲于赋敛者多归之。李光弼遣兵击晁于衢州（今浙江衢县）。破之。……九月，……袁晁陷信州（今江西上饶）。冬十月，袁晁陷温州（今浙江温州）、明州（今浙江宁波）。

代宗广德元年（763）夏四月庚辰（初七），李光弼奏擒袁晁，浙东皆平。时晁聚众近二十万，转攻州县，光弼使部将张伯仪将兵讨平之。

杜甫所说的“浙右盗贼”，指的就是袁晁领导的起义农民。那将近二十万人的农民起义军，杜甫恨不得把他们痛“洗”干净。他的希望是达到了。他所敬仰的“中兴名将”之一的李光弼——他在《八哀诗》中所哀悼的第二人，做到了他所期待的“雷公”，但没有等待他的钢鞭，费了八个月的“剿灭”，把农民起义军“扫荡”了。这不明显地表明了杜甫的阶级立场吗？

再举一个例子吧。在《夔府书怀》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追！即事须尝胆，苍生可察眉。”诗句写得非常隐晦，如果不看注，是很难理解的。“云梦”的故事出于《左传》鲁定公四年：“楚子涉睢（“睢”，《左传》哀公六年作“沮”，水名。）济江，入于云中（云梦之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孙由于（“由于”是王孙之名）以背受之，中肩。”杜甫的诗意就是说强盗厉害，虽是“绿林小盗”你也不能轻视它，轻视了就会遭到楚昭王的处境，后悔难追。“察眉”的故事见《列子·说符篇》：“晋国苦盗，有郄雍者能视盗之眼，察其眉睫之间而得其情。晋侯使视盗，千百无遗一焉。晋侯大喜。”杜甫用这个典故，意思是对于“苍生”（老百姓）要卧薪尝胆地严加警惕，要能防祸于未然，在“眉睫之间”便能辨别出乱党。这就是杜甫的阶级感情，多么森严而峻烈呵！

以上只举了两例以表明杜甫的阶级意识和立场，杜甫是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这个阶级意识和立场是杜甫思想的脊梁，贯穿着他遗留下来的大部分的诗和文。生在封建统治鼎盛的唐代，要怀抱着那样的意识、采取着那样的立场，是不足为怪的。旧时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们要赞扬那样的意识和立场，也是不足为怪的。可怪的是解放前后的一些研究家们，沿袭着旧有的立场，对于杜甫不是采取批判的态度，而是依然全面颂扬，换上了一套新的辞令。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过；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个所以然了。

新的专家们爱称赏杜甫的《三吏》和《三别》，以为是最富有“人民性”的作品，就让我们把这六篇作品来作进一步的研究吧。为了郑重起见，我把它们逐字逐句地试译成现代话，以增加我自己的确切的了解。

这六首诗的时代背景是怎样呢？肃宗乾元元年（758）秋，杜甫在左拾遗任内，以疏救废相房琯获罪，被谪贬为华州（今陕西华阴县）司功。到了冬季，他回到洛阳。那时郭子仪、李光弼、李嗣业等以六十万大军包围安庆绪于相州（今河南安阳）。安庆绪坚守以待史思明。史思明自魏州（故城在河北大名县东）引兵趋相州。第二年乾元二年三月，两军战于安阳河北，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晦冥，咫尺不辨。两军各南北溃退，弃甲仗辎重无数。郭子仪切断河阳桥，保卫东都洛阳。李光弼、王思礼等撤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