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时代的地主阶级，一般都以氏族传统的“高贵”而自豪。紧紧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的杜甫，较之李白具有更加固执的门阀观念。这在他的诗文中表现得十分露骨。

首先他矜夸杜姓是陶唐氏尧皇帝的后人。开元二十九年（741）作的《祭远祖当阳君（杜预）文》里面说：“初，陶唐氏出自伊祁，圣人之后，世食旧德。”天宝元年（742）为他姑母所作的《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里面也说：“其先系统于伊祁，分姓于唐、杜。吾祖也，吾知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这种追溯远祖的说法当然也有它的根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这就是杜姓出于陶唐氏的根据。

这个古代传说上的氏族渊源，在他的诗里面也每每提到。《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与君陶唐后，盛族多其人。圣贤冠史籍，枝派罗源津。”《重送刘十弟判官》：“分源豕韦派（豕韦氏之后，有刘累），别浦雁宾秋。年事推兄*，人才觉弟优。”分明一位姓唐，一位姓刘，而自己是姓杜，但根据传说，便坦然认为同族，认为兄弟了。

唐十八，不知其名。杜集中关于这个人还有另外一首五律，题为《巫山县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别，兼诸公携酒乐相送，率题小诗，留于屋壁》。这是大历二年（767）春杜甫泛舟出峡，路过巫山县时所作。注家以为“唐十八为汾州（山西汾阳）刺史，时贬施州（湖北恩施）”。诗中称唐为“故人”（“故人犹远谪”），可能他们是在长安见过的。在《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中他更盛称这位故人：“介立实吾弟，济时肯杀身。……得罪永泰末，放之五溪滨。鸾凤有铩翮，先儒曾抱麟。”誉之为翎毛被剪掉的凤凰，比之以作为普通的兽类而被猎获的麒麟。看来总得是一位相当的人物吧。但关于初次见面的刘十，他也在加以称颂，那就很难理解了。

送刘十的诗，集中也有两首，除上举一首外，还有《惜别行，送刘仆射判官》。两首都作于大历四年（769），杜甫去世的前一年，时在长沙。刘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是当时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判官，诗中称梁为“仆射”，可能是他的兼职。刘十奉了梁崇义之命，由襄阳到湘潭一带“括马”（大量收罗马匹）。杜甫和他素不相识，在长沙才第一次见面，而却把他恭维得了不得。“刘侯奉使光推择，滔滔才略沧溟窄。杜陵老翁秋系船，扶病相识长沙驿。”“光推择”是不负使命的意思，为推荐和选择者增光。这是普通的恭维，但下一句便恭维得没有边际了。对于初次见面的一位地方军阀的判官，杜陵老翁竟称许他的才略比沧海还要宽！诗中对于梁崇义也推崇备至，说他浮云富贵，号令明晰，待士慷慨，自奉俭约，报主有一片丹心，却敌怀满腔浩气；收马不惜金帛，意在扫荡敌寇。其实这人和后来的藩镇差不离，是蓄有异志的。派人到长沙括马，实际是在扩充自己的兵力。其后在德宗建中二年（781），因拒奉朝命，为李希烈所杀。杜甫的称誉看来和事实不相符合。再请看《重送》一诗中还有这样的话：“本支凌岁晚，高义豁穷愁。”杜甫既认刘十为同宗，故自称“本支”。正当他困在长沙，自己深感到日暮途穷的时候，得到了刘十的“高义”，使他的“穷愁”忽然消掉了。这所谓“高义”，不是表明刘十对于杜甫曾有隆重的馈遗吗？这就无怪乎杜甫要在文字上尽力报酬这一“高义”了。

别有《寄刘峡州伯华使君》一诗，同是赠给一位姓刘的人。诗里面认亲族的关系虽然不那么显著，但也在称兄道弟。“昔岁文为理，群公价尽增。家声同令闻，时论以儒称。太后当朝肃，多才接迹升。”注家认为刘伯华当是刘允济的后人，更可能是允济的孙子。刘允济在垂拱四年（688）明堂初成时，奏献过《明堂赋》，得到武则天的嘉奖，拜为著作郎。（见《唐书·刘允济传》）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也是以诗见重于武后，授以著作佐郎的。有过这样的关系，所以说“家声同令闻”。这所表示的不仅是“令闻”相同，而且刘与杜还

同是一“家”。故诗的下文又说“老兄真不坠，小子独无承”。“老兄”不是泛泛的称谓，是从同一远古族系算来的兄弟行。

以上是杜甫自认为陶唐氏之后而自豪。这是从辽远的传说时代说起的，但从近一点来说，杜甫却把晋人杜预这位有名的历史人物认为他的“远祖”。上面已经征引过的《祭远祖当阳君文》，有必要再来补叙一下。

开元二十九年（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