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曾经以“儒家”自命。旧时代的士大夫尊杜甫为“诗圣”，特别突出他的忠君思想，不用说也是把他敬仰为孔孟之徒。新的研究家们，尤其在解放之后，又特别强调杜甫的同情人民，认为他自比契稷，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怀抱，因而把他描绘为“人民诗人”，实际上也完全是儒家的面孔。其实杜甫对于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很深，在道教方面他虽然不曾像李白那样成为真正的“道士”，但在佛教方面他却是禅宗信徒，他的信仰是老而愈笃，一直到他的辞世之年。

关于宗教信仰这一方面的实际，完全为新旧研究家们所抹杀了。姑且把新近的见解，举出一二例如下，以见一斑吧。有人说：“他（杜甫）和佛教没有发生过因缘，王屋山、东蒙山的求仙访道是暂时受了李白的影响”（冯至《杜甫传》41页），又有人说：“道家和佛家思想，在杜甫思想领域中并不占什么地位，……在他的头脑中，佛道思想只如‘昙花一现’似的瞬息即逝，特别是佛家的思想。”（萧涤非《杜甫研究》50页）这些研究杜甫的专家们，对于杜甫现存的诗文，是否全体通读过，实在是一个疑问。

我现在想让杜甫自己来反驳他们的主观臆断。

先从道教说起吧。杜甫在天宝三年（744）和李白相识以前，早就有求仙访道的志愿和实践了。晚年的回忆诗《壮游》里面有这样几句：“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这是说他在开元十九年（***）二十岁时南游吴越，已准备浮海，去寻海上的仙山——扶桑三岛。这愿望没有具体实现，直到晚年都还视为“遗恨”。这难道是“暂时受了李白的影响”吗？

他快要去世的一年，在湖南境内做的一首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注家多认为是杜甫的绝笔，虽然并不是那样，但离死期已经不远了。那诗的最后四句是：

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

他相信炼丹修道的葛洪（抱朴子）八十一岁死时一定是“尸解”了。葛洪炼就了金丹，因而成了仙，而他自己丹砂没有炼成，成仙无望，故不得不痛哭流涕，像霖雨一样，泪下不止。请看他对于神仙的信仰是怎样坚定！许靖是另外一回事，《三国志·蜀书》中有传。他是一位“先人后己”的人，曾避难交趾，亲属死亡几尽；后入蜀，做到刘备的太傅兼司空，诸葛亮也特别尊敬他。杜甫诗中提到许靖，是说他安排“家事”难得像许靖那样周到；再就是许靖终于入蜀任职，自己则在功名方面也一事“无成”，故也成为“涕霖”的一种因素。这四句诗是说自己出世入世都没有成功，因而使他伤心。除去入世的一面，他相信炼丹服药可以成仙是至死不变的。这一层信念的坚定，超过了身为道士的李白。李白在去世前从迷信中觉醒了，而杜甫则一直没有觉醒，这是值得注意的。

如上所述，可知杜甫的求仙访道早在与李白相遇之前，而他迷信道教，至死不变，更笃于李白。或许有人还难于相信，以为证据不够充分吧。那我就不怕读者厌烦，要把这方面的证据再举出一些。

杜甫早年的诗作，遗留下来很有限，和李白相遇以前的诗中，如《题张氏隐居二首》之第一首，《已上人茅斋》，《临邑苦雨，黄河泛滥》等诗中都含孕着道家的气息，请读者就原诗去领略。在与李白相遇以后，最早《赠李白》一诗中叙述到两人对于道教的关系：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腥膻，蔬食常不饱。

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

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

这里也说明在与李白相遇之前自己早有意于求仙访道，但所“苦”的是缺乏办“大药”的资本。“大药”是什么呢？就是要从水银矿的丹砂中提炼出金丹，服食了便可以成为仙人，长生不死，遨游太清。两人相遇之后，深感志同道合，杜甫想炼“大药”，李白想“拾瑶草”。“瑶草”又是什么呢？“瑶草”就是灵芝草。这东西，道家者流认为服食了可以延年益寿，但要采访到手是不容易的。对于灵芝，也同对于丹砂一样，杜甫一生中都在追求，在他的诗里面留下了一连串的追求脚印，从青年时代一直到老。

（一）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

——《奉寄河南韦尹丈人》

（二）存想青龙秘，骑行白鹿驯。……

肘后符应验，囊中药未陈。

——《寄张山人彪》

（三）丈人祠西佳气浓，缘云拟住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