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视角搭建女性主义媒介理论的文化研究框架，研究媒介在生产、文本和收讯中是如何进行“话语协商”(9)以及意义是如何在不同权力关系中被建构。书中主要从媒介生产与社会性别编码、媒介文本中的社会性别再现、媒介收讯与社会性别三个主题切入。首先，作者认为需在社会情境与媒介组织共同作用下思考媒介如何对不公正的社会性别制度进行再生产。凡·祖伦通过举例朱利亚·德·埃西（Julia d’Acci）分析的电视剧《美国警花》（Cagney and Lacey）阐释了在媒介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张力相互作用，这启发人们从微观从业者、中观组织、宏观社会结构层面分析妇女的特殊地位、经验等影响媒介生产、编码以及协商的过程，从而认识到媒介生产并非只生产静态的、单一的推崇社会性别歧视、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内容(10)。其次，媒介文本中妇女的刻板印象一直是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批判的矛头所指。媒介对妇女的再现总结为：1.围着男人转的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2.向男人兜售商品的色情促销工具；3.为悦己者（男人）容的人11。凡·祖伦主张媒介符号不仅再现真实，同时对真实进行重构，因此引入内容分析、符号学的分析方法来考察媒介文本中不同的指意符号和再现过程。最后，作者考察受众如何在与媒介文本互动的社会情境和社会实践中建构社会性别。秉持着妇女受众不仅是媒介文本意义的消费者，同样也是意义的生产者的理论视角，作者将受众研究置于社会和权力复杂关系的生活情景之中体察其如何进行话语的解读、协商和维持。还有学者受到文化研究巨匠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三种解码方式，即支配式解读、协商式解读、对抗式解读的启发，洞察受众与文本的互动。其中，妇女愉悦研究成为一大研究关注点，如拉德威（Janice Ladway）的经典之作《阅读浪漫小说：女性、父权制和通俗文学》（1984）研究发现罗曼史小说为妇女读者带来逃避现实、放松的方式，以及特别的愉悦12；又如伊恩·安（Ien Ang）在《观看达拉斯》中关注肥皂剧为妇女如何带来愉悦。而凡·祖伦仍然认为收讯研究缺乏后结构主义的动态视角，即体察社会性别如何在媒介消费中被构连，亦缺少公共领域的研究13，急切呼吁提升媒介扮演“公共知识的代言人”角色的能力，从而动员和支持女性主义思想与行动。

苏·卡利·詹森（Sue Curry Jansen）所著《批判的传播理论：权力、媒介、社会性别和科技》（2002年版）一书进而系统地总结并展望了新女性主义认识论，是后学思潮影响下的一部女性主义传播研究的集大成者。作者沿袭欧陆与美国批判传播的精神脉络和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等新女性主义的批判逻辑，关注西方学术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引人注目的知识中的“传播转向”，即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早期的真理共识理论衰落之后的语言、意义和知识危机，以新女性主义立场探究了社会性别意义生成的本质。作者认同社会性别是在印欧语言的总范畴、规则和结构中衍生差异的其中一种，她重新翻开早期科学的社会性别政治中被掩盖的文本，向传统的培根式与笛卡尔主义二元论发动深刻挑战，展示了捍卫科学推理的隐喻和迷思与当年宗教法庭采用的隐喻和迷思一脉相承，一言以蔽之：一切视角都在告知主流科学的客观主义逻辑视角就是父权制的视角，对信息与传播新科技制造的社会性别化的数字鸿沟进行了女性主义的批判14。作者敏锐洞察到传播新科技的制度设计并未使妇女获得红利，反而在强化过去不平等的基础上，扩大了数字鸿沟从而加剧性别不平等。作者不仅拓展了传统女性主义研究范式，还吸收了康奈尔（R.W.Connell）的“霸权的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以及“社会性别秩序（gender order）”概念，来讨论不同制度背景中产生和转变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由历史构建的权力关系格局，强调了精英男人在美国社会公共表演和迷思制造的重要场所中的支配地位15。

媒介与男性气质、男性身份建构的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晚期才逐渐兴起。随着男性气质研究的深入与“霸权的男性气质”16的提出，学者多关注各种媒介中男性气质与男人形象的再现以及男士观众的收讯议题，尤其聚焦于消费主义如何型塑媒介中男人形象，反映出西方学者广泛讨论的“男性气质危机”问题。如苏珊·法鲁迪（Susan Faludi）就对消费主义和资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