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强就骑着车带阿菊在街上旁若无人地川行：飞在午后热风里。骑在车上秦强也更明白了为什么这里好像他那个时代的开发区，每个街块都规规整整地画好了位置，但兴建顺序不同，绿化也完全没有形成，已经在建的建筑都有一种旱地拔葱的涌出感。两个人边骑车边喝香槟，美味的法国香槟就那样就着瓶口喝了来消暑解渴。车上带着的有人有东西，秦强要两只手都握住车把，阿菊就把瓶子喂给他喝。阿菊给秦强指指点点，这里是医院，那里是商场。秦强心里就对号，那个是医科大，那个是后来半废弃的圈楼；老邮局还在，这时的中学变成了后来的民居。阿菊在服务业工作，还特别指出了正建设的一所大型旅馆，那是将成为全城最高，全国最豪华的旅馆—hotel yamato。秦强一惊--那不就是他穿越回来到大连的连锁分店么--这么想着，心就又飞进了思绪中。

他们在千代田公园的花园中停车休息（后来的中山公园），坐在修剪整齐的草坪上，秦强指着正在建设的一座与众不同流线型的建筑问阿菊是什么。阿菊说那是忠灵塔，是供奉日露战争死去的战士的（日本对日俄战争的叫法）。秦强了解日本人招魂的概念，但在他眼前耸立起来的五层楼高的像炮弹一样的纪念碑让他产生了一种生理上的不适。刚建成的崭新的纪念楼也向他彰显着日本人把魂魄都要留在东北的大地上的决心。[1]现在离9.18还有6年，他们这种用心难道没人看得出来吗？秦强在脑子里回忆一下，好像在大连也看到过类似的建筑。所以日本人用的是温水煮青蛙的策略，步步蚕食，让你认为都是正常的推进，直到量变足以引起质变。

“你们日本人可真有策略啊。”秦强不自觉的说了出来。

“明明都是你骑着车到处转啊，我哪里来什么策略啊？”阿菊以为秦强说她，马上平和地抗议。

秦强懒得解释，顺手指着另外一座高高的塔说：“那也是供奉用的吗？”

“那个是水塔啊。供应自来水的啊”阿菊惊讶地说，“你都不知道么？”

“好现代啊，”秦强说，“我们老城还都用水井呢。”

阿菊默默低下了头。

“我懂得强哥也像其他中国人一样，对我们日本人心里有怨气。但你也要知道我们很多日本人也是来了这里，扎根这里，没有退路的。我父亲是日露战争时随军过来的，我从5岁起就生长在这里，我也没有另一个家乡。父亲让我从小好好学汉语，说也许有一天在满洲的日本人会变成说双语的国际公民呢。”

秦强感叹于历史的恢弘和人类的渺小。在历史尚未拉开它无情的铁幕之前，世间的一切猜想皆有可能。而渺小的人类只能用自身微不足道的意志和善念在不得不生活的时代拼尽全力活出自己有限的想象力可以构造出的渺小的理想生活--多么卑微，多么无耐啊！

秦强想着，就说：“我没有什么怨气，只是感叹生在动荡年代，人人身不由己。”

阿菊应了一声，然后又小声加上一句，“就像天亮前的萤火虫，大家都想尽量抓住自己的快乐。”

秦强看着这个温柔可爱又带点忧郁的女孩--她何尝不也是这片黑土地产生的精灵呢？他举起酒瓶，喝了一口，递给阿菊，问她说：“那阿菊的快乐在哪里呢？”

阿菊接过来，也喝了一口，说：“阿菊现在就很快乐。可以跟喜欢的人坐在一起。”

秦强心中轻轻一震，搂住阿菊的肩头，半是主动半是自动地说，“我也喜欢阿菊。”

“我好开心。”阿菊说着轻轻握住了秦强搂着她的手。

秦强心情复杂，轻轻亲吻了那个温热的脸颊。

又是在一个盛夏的午后。

秦强快到半夜才回到大南门外的家。好在前一天跟着张学良的车子，他把路数搞懂了，也幸亏大哥给他的车上配了车灯。喝了好多香槟，他们又回到了东三条阿菊的住所。阿菊是自然和自由的女孩，他也并没有不想、不愿或不敢。但隔在他两人两条平行线中间的不仅仅是时间和文化，还有一个难以逾越的他的前任--秦强不能不忍也不愿放下的她--尽管他不知道是否能再见到晓云。秦强和阿菊牵着手聊了好久。

秦强听阿菊讲自己的故事。阿菊的父亲西川晋作本来是来自日本东北的农民家的小儿子。家里没钱没地给他，结了婚之后他为生活所迫就去参了军，在日俄战争中晋升到少佐。战争中他看到了战争的疯狂和人性的暴虐，身上心上都受了伤就决心不再回去军队。拄着拐杖在东京游荡的他被酒吧里的爵士乐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