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脑袋扔河里了，身子装编织袋里丢桥洞了。”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中午吃酸汤鱼”。审讯室里，他盯着天花板上的灯泡，灯泡上还爬着只吃饱的蚊子：“他每月挣九百块，给我买新手机，请我吃酸汤鱼，说‘都是老乡，别饿着’。”突然冷笑一声，蚊子被吓得掉在桌上，“可我看见他手机壳上贴着前女友的照片，穿得花枝招展，凭啥他能存钱娶媳妇，我只能住漏雨的出租屋，屋顶的瓦片还老是砸到脑袋？”

！案发当晚，高秀平鼾声如雷，像台漏了气的鼓风机，杨光兴握着菜刀站在床边，刀刃反光映着墙上的日历——2月3日，立春，红纸上的“福”字倒贴在墙上，像个歪嘴的笑脸。“他翻了个身，露出新买的手机，屏幕亮着，是他给老家父母打的电话，说‘攒够钱就盖新房，让二老住上带卫生间的屋子’。”杨光兴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掌心还留着昨天切猪草的刀痕，“我突然觉得，他活着就是在打我的脸，凭啥他能活得像个人，我却像条没人要的狗，连老板娘都嫌弃我送米粉时驼背？”

打捞队在下游捞了三天，终于在水草里找到一颗头颅，面部被砍得稀烂，像块被踩过的豆腐，只剩右耳上的黑痣清晰可见，像滴晒干的血。老张戴着老花镜对比照片：“就是高秀平，右耳天生有颗痣，他娘说生下来就有，像朵长错地方的桃花。”老何盯着杨光兴的笔录，发现他反复写着“手机、九百块、酸汤鱼”，字迹越来越深，像要把纸戳穿：“他说杀完人后，把脑袋装在买菜的塑料袋里，路过米粉店时，差点被周浩撞见，当时周浩正蹲在墙角啃油饼，没看见他。”小李翻着笔记本，突然笑出声，“你们猜他怎么说？‘本来想把脑袋塞进米粉缸，让周浩给吴兵媳妇送早餐时吓一跳，可惜缸太小，脑袋太大，塞到一半卡住了，只好扔河里喂鱼。’”

杨光兴被带走那天，都匀下着毛毛雨，彩虹桥的栏杆上结着细密的水珠，像谁撒了把碎钻。老何站在桥上，看着江面波光粼粼，突然想起第一次见编织袋的场景：拾荒者老金蹲在江边，对着警察比画，馒头渣掉在胸前的口袋里：“那袋子鼓得跟怀了孕的母猪似的——不对，不能说‘似的’，像装满了烂西瓜的麻袋！”远处的米粉店传来老板娘的叫骂声，不知道又哪个伙计偷用了装月饼的袋子。

物证室里，那只血迹斑斑的编织袋静静躺在玻璃柜里，袋口的线头还挂着几根猪毛，袋子上的“都匀米粉厂”logo已经模糊不清。老张没事就来看看，跟新人讲：“当年这袋子骗了我们，以为装的是人头，结果是猪肉；后来真凶用它装尸体，却把脑袋扔了。你们说，这袋子是不是被诅咒了？专装些不该装的东西，连凶手都跟它一样糊涂。”

半年后，老何在“黑网吧”遇见吴兵，他正戴着耳机打游戏，屏幕上的角色拿着把刀，砍向另一个角色的脖子，血花在屏幕上炸开。“还玩阴间电话的梗呢？”老何拍了拍他肩膀，吴兵吓得差点摔键盘，耳机线缠在脖子上像条蛇：“警察同志，我错了，那天就是气昏头，想着老婆跟周浩搞暧昧，想吓唬吓唬你们，没想到闹这么大……”他突然指着屏幕上的虚拟编织袋，“你看，游戏里的凶手也用编织袋抛尸，跟咱们都匀的案子一模一样！”

彩虹桥边的米粉店换了老板，新挂的招牌闪着led灯，周浩去了外地，据说在卖酸汤鱼，菜单上还多了道“编织袋五花肉”。而杨光兴提到的“九百块工资”，成了都匀警队的梗，每当有新人问起无头尸案，老警察就会指着物证室的编织袋：“记住，别随便用编织袋，尤其是装过月饼和猪肉的，说不定哪天就成了凶手的抛尸工具，连阎王爷都认不出里面装的是啥。”

都匀的冬天依旧潮湿，彩虹桥下的江水依旧流淌，偶尔会漂过些奇怪的东西：编织袋、塑料瓶、甚至半块发霉的月饼。老何知道，有些秘密会像河底的水草，永远沉在黑暗里，但有些真相，会像高秀平右耳的黑痣，哪怕被砍得稀烂，也会在某个清晨，随着打捞网一起浮出水面，带着腥味，带着血渍，带着凶手永远无法理解的愚蠢与疯狂。

而那通来自“阴街”的电话，最终成了卷宗里的一行字，提醒着所有人：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桥洞下的无头尸，不是会滴血的编织袋，而是人心底那点扭曲的嫉妒，像霉菌一样，在潮湿的角落里悄悄生长，最终把人变成连自己都不认识的怪物——就像杨光兴握着菜刀的手，明明沾满了同乡的血，却还在惦记着那九百块工资，和永远装不满的编织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