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先趁饭点偷偷跑到一个女儿做舞女的苦力工人家里，看到他家桌上有米有肉，当即咬牙决定了。

我回家同母亲商量，母亲当然是不同意的，试想，哪个母亲会同意？但是不同意也没办法，我只有这一条路了。

我也想过嫁人，但是人家一听要负担一家人的生活就嚇跑了。也有愿意的，但都是些年龄足够做爹做爷爷的。

我16岁开始在百乐门舞厅下海，没几个月就遇上了傅旭光。可能男人都有“劝舞女从良，拉良家下海”的情节，总说可以养我一辈子。

他总说爱我，能为我做任何一切事情，原配生了孩子，身材吹了气般膨胀，一走路地板都在颤抖，早就没有任何感情。

急於脱离恶劣的生活环境，想为一家人找个长期免费“食堂”的我，就这样慌不择路般做了傅的外室。

我跟了傅旭光之后，生了双胞女孩，想藉此来“拴住”傅的心。

可能因为一家大小的生计全维繫在我身上，而且还想坚持供弟弟妹妹上学，所以见到傅旭光没什么其他事情，就是伸手要钱。

在傅旭光的眼里，我就是一个特別爱钱的女人，但是粘上身了，又甩不掉，简直可以用湿手沾麵粉来形容。

1951年2月以后，去香江需要持公安机关签发的通行证才可通行，傅旭光到处找门路想离开，五四年的某天带著他原配和孩子就消失了。

我光细软才得到消息，他从拱北跑噢门坐船去了香江。无路可走之下，两个孩子让我妈带著，我典当了所有的首饰也跟著来到了香江。

我知道他亲戚家的地址，去了三次，都不在。留话在弄口咖啡馆等他，会一直等下去。终於来了，他带著紧张和不安。

不用猜，他也知道我为什么来，一个被他遗弃的女人，还拖著两个孩子，来者不善。

没有“小別胜新婚”的欢愉，只有剑拔弩张的谈判，他想使缓兵之计，安抚我先回沪海，我却打定主意——要么给钱，要么把孩子接过来一起过。

他没办法，只好让我等，但是恐怕得等好久，我马上说多久都等得。

有时仍然只是来约我出去走走，一不给钱，二不接我回去，更遑论孩子了。

一两年了，只是偶尔约我出来吃个便宜饭，看看便宜电影，不像曾经的夫妻，倒像有情饮水饱的小情侣。

但是，我们彼此都知道，原本就属於利益交换来的那点儿情意，早已隨著“利”的消失而磨灭乾净了。

现在的两个人，只是一个为了孩子紧缠，一个为了面子甩不掉。

原来，傅旭光之所以如此，不只是生意难做，还因为负担太重。

他当初刚到香江就火速又纳了一位妾室，是一个离婚带个姑娘的女人许玫，她还又给傅旭光生了一个儿子。

如此看来，原配有四个孩子，我两个，许玫两个，加起来有八个孩子，三个夫人要养活，他能过得舒心才怪。

偶尔给我画大饼，比如会把孩子们都接来，会把另外两房老婆打发回沪海，只留我一个人在身边。

但是，我已经不是十八岁的阮文竹了，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持保留態度，不得不信，又不得相信，只能凡事见结果再说。

我知道我现在是忍受的时候，那是应该忍耐的。有什么別的方法呢，除非我自己有本事能自力更生，经济独立。

现在还是这样，他的话在自己心里要打八折，甚至五六七折。明知如此，我也不能拆穿，假意迎合罢了。

他半真半假鬆口说预备明年把孩子们接来，不过先到噢门居住，因为那边生活费低些。

我的想法很简单，隨便，住噢门也好，新界也好，元朗沙田哪里都好，只要能和孩子一块生活就好。

感情也被现实耗个精光，肉体的新鲜感早已消失，男人为责任和面子，女人为生存和子女，这样的关係令人窒息。

像肛门上被涂了辣酱的狗，明明厌恶，却不得不反覆舔舐。

来香江之前我已经做好了过苦日子的准备。

来香江以后，我做过工厂女工、售货员、餐厅服务员、收银员每月的薪水连小费一般是七十元左右，最少时候只有五十多元。

房租倒要用去三十五元，再买点生活卫生用品便所剩无几，但还是千方百计省出钱来，往沪海家里寄包裹。

来港两三年，我渐渐也看清了一个现实：现在在香江生活的人其实绝大部分都是穷人，只有少数人稳定富有。

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