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笑了，“谁请您看啦？那本来不是公开发表的玩意儿嘛。”他也笑了起来。然而“肃反集训队”的领导依然耿耿于怀，强调我“态度不好，跟运动顶牛，给领导制造很多麻烦”，仍然要留个尾巴——以师政治部的名义给予我“团内严重警告”之处分，理由是从我的日记和情书中发现，我“同时跟五个姑娘谈恋爱”。此事属实。然而并非“同时”，错怪了鄙人。我们刚从朝鲜回国一年，在战争情况下部队有个“二七八团军规”——男性军人恋爱结婚的条件是：27岁，8年党龄，团级干部，三者缺一不可。违规者就是“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和“不良倾向”，文工团的女兵多，执行这条军规也最严。因此，参军前的小恋人廖小姐与我失掉了联系，回国后军规解除，我自然要写信找她，也有回信，怨我薄情，此时她已大学毕业，而且有了孩子。第二位，一同参军的女同学聂小姐，在军文工团时彼此要好，但不敢发展关系，她转业到地方工作，回国后我写信找她，情书往返最多，已经到了商量结婚日期的火候，孰料我突然进了“肃反集训队”，不准写信，她的多封来信也被扣压，半年时间呀，发生了误会，认定我是个见异思迁的薄情郎，也结婚了。这年我24岁，与我的女友们都处在“恋爱的季节”，没理由让人家傻等着。后来，姨母要把表妹张小姐相许；姨父认为近亲结婚不好，便主动介绍他最得意的女学生黄小姐；还有一位不忘旧情的初恋者孟小姐。果然是五位姑娘。若非阴错阳差，她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会改变我的人生和家庭。我把这“绝对隐私”公之于众，实属无奈，因为鄙人没有隐私权，这些私事早被人家公布多次了，而且至今写在我的档案里，无法否认。我只能向她们负荆请罪了，若有来世，再续旧情吧。更有趣的，是47年前“保密大检查”时被抄走的日记、“生活手册”和情书，至今装在我的档案袋里，免费保管，绝对安全，要是提前还给我，“文革”中抄家时也就荡然无存了。因此我衷心感谢这些档案保管员！待我退休后，有了时间，把它要出来，自费出版一本“小资产阶级情调浓厚”的诗集，赵部长是位识货之人，他不喜欢的“异想天开”之作，在今天很可能还是本畅销书呢。

“文革”期间我们百把人的农机研究所也分成两派，派性超过党性。张所长被打倒了，我是他的秘书，被称为“笔杆子”的角色，所以要抄家，抄“黑材料”，可惜一无所获。对立面的“后台”是主管政治工作的副所长，认定我把“黑材料”转移了，必须施加压力，逼我就范。他的法宝就是我的档案，于是以“革命群众”的名义写出大字报《赵大年是什么人？》，把我的档案材料贴到了墙上。看后真让我心惊肉跳啊。说我是“肃反对象”、“漏网右派”，“反动家庭出身”……并不奇怪，事出有因嘛；令我震惊的倒是一些小“事件”，怎么会装进我的档案袋里呢？譬如，“在文工团时唱反动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日本’！”必须承认，确有此事。我们这群学生参军后学会的第一首歌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指导员讲的第一课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怎样才算“到底”呢？他说，就是解放全中国，而且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都有共产党，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学生兵感到很新鲜，很兴奋，课后就有人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美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日本。”我也跟着唱了。此事并没有受到领导的批评，十几岁的学生兵顶多就是不够严肃吧，并无恶意。然而却被悄悄装进了档案袋，大概不止我一人档案里有吧？当时是可以批评的，小事一桩，提高认识而已。然而，时过境迁，换了单位，新领导再看档案，“唱反动歌”可不就成了政治问题么！又如，“在文工团制作镰刀斧头道具时，赵大年说反动话：做大点儿，拿去打苏联！”唉，我再混蛋也不会说这种没用的话，须知，当年“反苏就是反革命”呀，三合板做的道具又怎能“打苏联”呢？无中生有的事情（或许是某位积极分子打了无中生有的小报告）也装档案袋，对组织对个人到底是负责任还是不负责任呢？如若我真的说过这种反动话，当场开个批斗大会都不冤；子虚乌有的玩意儿就装档案袋，不啻于政治陷害，冤哉枉也。还有，邻居检举我“偷听敌台”广播。此事我可断定，邻居老孟是某工厂的保卫科长，他偷看本四合院里战友的妻子洗澡，被我发现，我拽住他的衣领说：“限你一周之内搬家滚蛋！”他果然滚蛋了，却怀恨在心，向研究所告密诬陷我“偷听达赖反华声明”。我家的电子管收音机没有短波，根本听不到外国电台广播。然而他是保卫科长，他的诬陷材料就可以装进我的档案袋！此人终因多次流氓行为和恶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