诬陷他人被开除出党，开除公职，罪有余辜，未能追究其刑事责任。可怕的是，当年“偷听敌台”是犯法的罪行，足以逮捕入狱，而研究所的政工干部不经调查核实就把这诬陷材料装进我的档案袋，岂不是帮助坏人陷害好人吗？

鄙人的档案上墙，事后受到研究所的上级机关农机局党委书记的批评，说“干部档案是党的机密，抛档案违反了党的纪律！”由于是“文革”中的行为，“宜粗不宜细”，也没有给当事人纪律处分。其实，在我来说，倒是欢迎他们抛档案，它让我眼界大开，知道了鄙人历次政治运动都挨整的原因所在。否则就像被装进麻袋里挨打一样，不知道是谁下的棍子。

粉碎“四人帮”之后，农机研究所换了人保干部，在拨乱反正的大气候里，电话通知我回去一趟，清理我的档案袋里那些“不实之词”的材料，当面销毁。此时我正忙着写电影剧本，就说：“没工夫，你们处理吧。”心想，今后的档案就是我的作品，是一个作家的良心，完全公之于众，谁也甭想往里边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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