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插队时比“老三届”还老，已经38岁。北京市数以万计的下放干部，统称老下，下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焕发革命的青春”。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命令我们“四带”：带工资、档案、家属、户口去劳动，一年以后取消工资，挣工分儿，永远当农民。他说这是“消灭三大差别”。哈，既然“知识越多越反动”，我便把家里的书刊8分钱一斤当废纸卖了，换瓶酒喝，下去“傻吃、傻睡、傻干活儿”。农民也为老下画像：穿得破，吃得好，说得多，干得少，一人一块大手表，月底月初往家跑，进城理发又洗澡……描绘得惟妙惟肖。

工资、档案是军代表送下去的，老下无法阻拦。老婆孩子可不能带下乡，老下会找借口，“村里不给盖房呀！”因此户口也暂留城里，每月还能回趟家。

我是一员福将。起初，名单刚到平谷县，就有人抢，因为鄙人来自农机研究所，想必对农业生产不外行，再就是我叫赵大年，核桃栗子苹果梨，红枣柿子水蜜桃，产量皆有大小年之分，生产队长们图个吉利，一声喊，“这个大年我们村要啦！”于是乎，我人还没到，便被贤王庄大队抢去了，多么光彩！

当个“半劳力”，堂堂男子汉，诸多难为情

其实我们干农活儿都是二把刀。公社的习惯用语，并不把社员叫做男人和女人，而是统称“劳动力”，又划分为“好劳力”和“半劳力”。扶犁耕地、提耧下种、推小车送粪、扛口袋上囤，这些重活儿都由“好劳力”去干，没有老下的份儿。您还别不服气，那独轮车一推就倒，虽说“推车不用教，全靠屁股摇”，可您要是腿劲儿、腰劲儿跟不上，怎么摇屁股也翻车，绝对比今日歌星“扭扭屁股也赚钱”难100倍。至于扛160斤重的粮食口袋，走跳板，往粮囤里侧棱肩膀那么一倒，我干过，十趟八趟还凑合，可是您能顶价儿扛半天吗？所以老下只能当个“半劳力”，“大拨儿轰”——跟女劳力一起被生产队长大拨儿轰到地里去薅草、间苗、撒粪、掐高粱、刨花生、掰棒子、摘棉花……只有三夏大忙季节讲平等，男女老少齐出动，拔麦子，插稻秧，这是最累的活儿，龙口夺粮嘛。

最难受的活儿是耪青——热在三伏，青玉米秸长得比人高，钻到垅沟里去撸锄头把儿，铲草、给玉米垅培土，闷热难熬。这种苦活儿本应划归“好劳力”，可惜，不如何年何月立下的规矩，大概跟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有关，偏把它分派给了女劳力。老下既然早就划进了妇女行，也只能忍气吞声去耪青了。

没想到，耪青的女劳力反倒缺少封建思想，头戴草帽防日晒，上身脱个光膀子，一防中暑，二防汗水沤坏衣裳。每条垅沟都有这么一位半裸女郎，我们男老下可就更抬不起头来了。后来才弄清当地风俗：已婚妇女，哪怕是小媳妇，都允许光膀子，当街给孩子喂奶，司空见惯，毋须大惊小怪。大姑娘耪青时则戴个兜兜——就是在胸前挂一块手绢儿，好赖遮挡一下。究其原因，唉，就是她们拿不出两块钱来买件汗背心呀。“鸡屁股是社员的银行”，小学生双手捧个鸡蛋，到供销社去换3盒火柴，或半斤粗盐，或者一枝铅笔……因此，他妈妈就只能光膀子耪青，他姐姐就只好戴兜兜了。也因此，您若批评她们有伤大雅，或者批评我写的是“黄色小说”，那才是冤枉好人哪。

农业需要机械化，“臭老九”下放也吃香

春旱时节，村里的机井坏了，抽不上水来，生产队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正在组织劳力们挑水抗旱，忽然想起老下当中有个来自农机研究所的，便派我去修理。一检查，那电动机、水泵、配电盘，都有毛病，我便骑自行车到县城，掏腰包买回来有关的零件，带着机手们连夜修好了。生产队长会算账，200个劳力挑水也赶不上一眼机井呀，便决定让我上“专摊专业”干甜活儿。

北京郊区的条件还是比较好的，首先是有电，村里的“专摊专业”相当多，而且都跟机电沾点儿边。粮食加工坊有小钢磨、榨油机；猪场有饲料粉碎机；场院有脱粒机、扬场机；机务队更有手扶拖拉机、配套农机具，和简单的维修设备如砂轮机、电焊机、小台钻；加上井泵房，以及打农药的喷雾器，机具并不少。使用机器的农民叫做电工、机手，不但被视为“好劳力”，每天的工分都计10分（满分），雨雪天气社员没活儿干，不出工就不计分，电工、机手照常记工分。“工分儿，工分儿，社员的命根儿！”所以只有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的子女才能当上电工、机手。自从鄙人在井泵房露了那么一手，便名声大噪，“专摊专业”都来请我去修理机具。我曾经参加北京